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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一成不变——比赛日程、消遣和天气——成为他们的主要乐趣。他们偶尔会抱怨说，日本人怎样霸占了岛屿，中国人如何控制了岛上的经济。在“水门事件”的听讼期间，我母亲探听出他们投票支持尼克松，也就是1968年竞选中那位遵纪守法的候选人。我们不再一起去海滩或者远足了；在晚上，外祖父会看电视，而图会坐在房间里读凶杀恐怖小说。现在只有一面新窗帘或者一个制做冰淇淋的高手会令他们感到兴奋。似乎，人过中年，他们都不再关注那些曾经带给他们满足感的东西了。在流光易逝中不断积累的成熟、合理地释放活力以及对于取得成就的认可，让他们的灵魂得以自由。在我不在的有些时候，他们决定要减少损失，满足于彼此相依为命。他们不再有任何期待。

随着夏天接近尾声，要开学了，我开始越来越躁动不安。我主要是想找到许多同龄的小伙伴；但是对我的外祖父母来说，我能够就读普纳后私立学校，是个意义重大的起点，他们尽可能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这标志着家族地位的上升。普纳后私立学校由传教士于1841年创办，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享有盛名的预科学校，一个培养岛上精英的摇篮。如此高不可攀的声望还曾经让母亲犹豫是否把我送回美国：因为外祖父母告诉她，让我入学将会非常不容易；等候的名单很长，只是在外祖父上司（他是那个学校的校友）的帮助下，我才得以被纳入考虑范围（我第一次积极行动的经历，似乎没有受到什么种族的影响）。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三章（4）

在过去的夏天里，我已经被普纳后学校管理入学工作的人员面试过很多次了。她看上去是一个精干并办事有效率的人。她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脚才只能勉强够到地板，竟然盘问我设定了什么样的职业目标。面试过后，她带着外祖父和我参观校园，校园建筑占据了几英亩的面积，校园里到处是青翠的土地和成荫的树木，那些老旧的石头校舍和现代的钢筋玻璃大楼夹杂在一起。校园里有网球场、游泳池和摄影工作室。我们走在向导后面的时候，外祖父用手臂搂着我。

“天呀，巴，”他小声地说，“这里不是学校。这就是天堂啊。我真想和你一起回到学校来上学。”

我的入学通知来了，是一袋厚厚的资料，图一直把通知书留到星期六的下午才郑重地翻阅。那封信上写着“欢迎加入普纳后之家”。我分到了一个储物柜；如果不在选框里打钩的话，我就被纳入了就餐计划；里面有一张需要买的东西的清单——　一套上体育课用的制服、一把剪刀、一把标尺、一支二号铅笔、一个计算器（可选）。外祖父花了一夜时间通读了学校介绍，一本厚厚的书罗列出我在接下来的七年里必须做的事情——学习学院的预科课程、参加课外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优良传统。每个新的项目，都让外祖父越来越高兴；有好几次，他站起来，用拇指捏住看到的地方，朝着图看书的房间喊着，“玛德琳，看看这个！”他的声音里满是惊喜。

于是，在入学的第一天，外祖父满怀极大的兴奋陪我去了学校。他坚持我们要提前一些到。到达之时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所在的霍尔楼甚至还没开门。不过有些孩子已经到了，相互之间忙着谈论夏天的新闻。我们坐在一个瘦弱的中国孩子旁边，那个孩子的脖子上套着一个牙齿固定器。

“你好，”外祖父对那个男孩说，“这是巴里。我是巴里的外祖父。你也可以叫我外祖父。”他和那个男孩握了握手，男孩的名字叫做弗雷德里克。“巴里是新生。”

“我也是。”弗雷德里克说，然后他们两个开始愉快地聊了起来。我尴尬地坐着，直到最后，门开了，我们走上台阶进入教室。在门口，外祖父拍了拍我们俩的背。

“不要学我当年的样子。”他微笑着说。

“你外祖父真有意思。”当我们看着外祖父向我们的指导老师赫福迪小姐介绍自己的时候，弗雷德里克说。

“是啊，他的确很有意思。”

我们两个和其他四个孩子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然后赫福迪小姐开始点名了，她的灰白色头发很短，但是个精神奕奕的中年妇女。她念到我的全名时，我听到了教室里响起了窃笑。弗雷德里克朝我靠过来。

“我以为你叫巴里。”

“你愿意让我们叫你巴里吗？”赫福迪小姐问道。“巴拉克是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字呀。你的外祖父告诉我，你的父亲是肯尼亚人。你知道吗，我过去住在肯尼亚，教同你一般大小的孩子念书。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国家啊。你知道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