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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场烈火是布尔什维克的世界传染病的标志，它不过是国社党人夺取政权的小小的前奏而已。他这极富煽动性的讲话，提高了他部下的士气，把一件大错事变成了胜利。然而，他们的狂喜只不过瞬息即逝。傍晚，希特勒的革命行动已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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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失败令他失去了许多坚定的追随者。“我完全唾弃希特勒！”

一个前“自由兵团”的指挥官喊道，“５月１日他遭到了惨败，他永远会失败！”

在奥贝威森弗尔德事件中失败的，决不止希特勒一人。对巴伐利亚政府而言，这是更大的失败和难堪。官方指控希特勒危害了公共安全，传他出庭受审。希特勒傲慢地一一作答，使检察官无法招架。希特勒不屈不挠，从灾难中捞到了政治资本。反败为胜正成为他的模式。

然而，不少外国观察家却预言，这是他的结局的开端。罗伯特·墨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报告中说，纳粹运动的势头“正在减弱”他写道，人民“已对希特勒的煽动性行为感到厌烦，因他既没产生什么成果，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东西。他的反犹运动树敌甚众；他的年轻的追随者之近乎捣乱的行径使许多热爱秩序的社会成员痛苦万分”（５）墨菲所反映的，不过是巴伐利亚的地方官员的印象而已。这些官员误把“五一”后的政治沉寂当作脱离希特勒及其运动的必然的表现。这种政治上的不活跃一直在延续，中间只发生过一次暂短的骚乱。这次骚乱是由德国一民族主义分子阿尔伯特·里奥·施拉格特因在杜斯堡附近爆炸铁路以抗议法国占领鲁尔被处决而引起的。他以破坏罪名受审，于５月２６日被枪决。

当汉夫施坦格尔听说，许多爱国组织将于下周在科尼希广场举行抗议示威时，他觉得，正在山中度假的希特勒应赶回来参加。他乘火车来到贝希特斯加登——是个美丽的疗养圣地，位于德奥边境——并找到了希特勒（“我爱上了那里的风景”希特勒当时化名乌尔夫先生，住在“英里茨公寓”该公寓建筑在一座名叫奥贝萨尔斯伯格的陡峭的山上。起初，希特勒对向示威者发表演讲并不热心，原因是听讲的什么人都有；但汉夫施坦格尔一再坚持，希特勒只好答应。于是，两人便草拟了一份讲稿。

当晚，与汉夫施坦格尔同时下榻的埃卡特抱怨说，希特勒常常挥舞犀牛皮鞭，到处虚张声势，在公寓经理夫人跟前炫耀。“希特勒的这种做法我看不惯”他说，“很明显，这家伙已疯了。”

他还谈到，希特勒用言过其实的词藻遣责柏林，借以在这位夫人跟前卖弄自己：“……那奢华，那荒淫无度，那种不公平，那华丽摆设以及犹太人的财富，使我讨厌已极，几乎叫我不敢相信。我几乎觉得，我就是来到上帝之庙，发现以兑换金钱为业者的耶稣。”

埃卡特说，于是，希特勒便挥舞他的皮鞭，高喊他的神圣任务是像耶稣降临首都，鞭笞那些贪污腐化的人们。

次日，希特勒陪同汉夫施坦格尔前往火车站。走下奥贝萨尔斯伯格时，他说，新近被撤换的党报编辑埃卡特，已变成“一个老悲观主义者，一个老朽无能的弱者”叔本华把他变成了疑心重重的托马斯。“假若听从了他那些含混不清的胡言，我将走向何处？多妙的高论啊！把人们的愿望与意志降到最低限度！意志一丧失，一切也就完了。这一生就是战争。”

说完，他便“以奇怪的颤音”打起口哨，吹奏着《罗安格林》里的天鹅曲。

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平子也不赞成希特勒在奥贝萨尔斯伯格的表演。希特勒之越来越高涨的革命热情，同样令他们惊慌失措。那些反对希特勒不是在工人阶级中建立真正社会主义者的牢固基础，而是与工业家、富人和银行家打得火热的人们，对此也惶恐不安。希特勒必定心里明白，他正面临党内的另一次反叛——一次从那些开始时对希特勒就怀着最崇高的希望，尊他为德国之新生的领袖的人们的不满和惊愕产生出来的反叛。

那年９月初，希特勒试图用公开露面的方式去支撑起正在下降的威信。那是在９月１、２日在纽伦堡举行的庆祝“塞丹战役”一周年的“德国日”的纪念大会上。那天，十多万民族主义分子涌向这个古老的城市，在大街上举行示威游行。据该市的警方报告称，此次活动产生的“热情，是１９１４年以来从未见过的”街道上到处是纳粹和巴伐利亚旗帜的海洋，人们高喊“万岁”向鲁登道夫及游行部队挥动手绢和投掷花束。“那些被战败的、悲惨的、背井离乡的、被粉碎了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看到了一丝从被奴役和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