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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也有看法。从表面上看，她不动声色，仍然那样笑吟吟的，继续扮演着马科斯执政期间菲律宾总统夫人尼梅尔达的角色，只是比尼梅尔达更年轻，更漂亮，更具魅力，对全厂女工更具榜样作用，对我们有更直接的吸引力，但她肯定已有想法。果然，这一次唐小姐回香港几天，然后与赖老板一起过来，带来重大决定：抄掉那个搞管理的，选举产生公司经理。

看着那个热情、自负、狂妄、好大喜功、神经兮兮的小伙子自己提着行李昂首挺胸地走出大门，我或然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说炒就炒了？我们有没有给他一点点机会？比如认认真真地跟他谈一次话，提醒他应该注意那些地方。没有，一次也没有，只是背后摇头，没有谁给他提出哪怕是一点点善意的忠告，甚至于见他神经兮兮的反而幸灾乐祸，暗自为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高兴。我这时候才感觉到了老板厂的残酷，这种残酷就是只给你一次机会，决不给你第二次。这种残酷今天发生在这个小伙子的身上，没准哪一天就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按照赖老板的意思，公司经理将由公司全体员工投票选举产生。赖老板为何要搞这个动作我不得而知。是有意给副经理敲警钟？是他确实认为应该有一个得力的经理来掌管公司日常工作而同时又觉得副经理不能胜任？还是他心血来潮赶时髦借此来装装“*管理”的门面或借此来增强公司的凝聚力？不管他是出于何种考虑，反正这事牵扯到我，赖老板是打算打我这张牌。

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本能地感到这对我不见得是好事，我来公司的时间太短了，还没树立起真正的威信，此时参加竞选，十有*我会落败；另一方面，我又确实很想当这个经理，当上经理工资待遇就能提高，在公司也会安全些，不会像那个王逸群一样说炒就被炒了。通过“下海”这些天的实践，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以前我就知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一直以为搞技术搞专业是劳心者，比如工程师、教师、医生、作家、画家等等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都是劳心者，而做工做农的人是劳力者，比如种田的、种地的、打铁的、剃头的、扛包的、买报的、开车的等等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都是劳力者，现在我发现这种认识是大错特错了，我终于开了窍：只有统治者或管理者才可称其为劳心者，其他一切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是劳力者。我回想起自己在设计院的遭遇，我们要定个高级职称那么困难，很多老知识分子誓誓旦旦地表示绝不为三斗米折腰，但到时候还是为高级职称低头，而那些管理者，比如人事处的计划处的政治处的甚至是工会的，则一个个轻而易举地评上高级管理师、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还有他妈的说不清楚的狗屁高级某某师。这就是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要当劳心者，要当经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竞选胜利，管他赖老板是怎么考虑的，取胜总比落败好。决心已下，我开始付诸实施。

作者自传11

候选人三个，副经理、我、还有就是要从自由报名者中筛选一个。但就是这个自由报名名额，其产生过程比选举公司经理本身似乎还要复杂。刚开始是没人报名，动员了半天也没用，为这事我还专门跟陈秉章谈过，希望他参与，但陈秉章的反应相当冷淡。我发现他不仅对这件事冷淡，而且最近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比较冷淡，似乎有一种冷眼相看的味道。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他了？或者我什么地方让他看不惯了？不知道。我也不打算细想这个问题，现在我的首要任务是争取竞选当上公司经理，这对我很关键。我也找过赖德龙，他笑着说：“丁主管别那我开心了。”我说赖老板这会儿是真想*一回，机会难得，管他能不能选上，就当是丰富一点人生经历也好。赖德龙不领情，依然将头摇得像拨浪鼓。我有点着急，觉得这样一来不仅赖老板难看，我们也觉得没意思，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如果只有我和副经理两个候选人，那以后还怎样相处？我们老家有个俗语，“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赌钱”，两个人赌钱，你赢我多少我输你几个一清二楚，有什么意思？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生产线上一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到写字楼报了名。公司大概是为了消除尴尬或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当晚就在饭堂门口出了红榜，宣布自愿报名参加竞选者的名单。尽管所谓的“名单”上只有那个小伙子一个人，却也印证了英格兰那句“It’s better　than　nothing”（好过没有）的谚语。我当即找小伙子谈了话，发觉他确实蛮有思想，至少能对答如流。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他是梅县人，说客家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