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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创业阶段，共同的奋斗目标，使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都一心扑在事业上，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都是如何同心协力招聘人员、扩大团队。为了实现事业的跳跃式、跨越式发展，我们每天都在思考、讨论、交流，对许多事情，包括日常生活，我们之间都有很多默契。但一旦事业形成了一个局面之后，我们之间就没有原来那么默契了，对事物的认识与理解也没有原来那么一致了。生活出现问题，解决起来也没有原来那么顺畅了。举一个例子：孩子问题。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她虽然有三个孩子，但是他们都很小，而且多数不在我们身边——前文已经说过，她为了专心助我发展事业，把其中两个送到了英国。1978年我们的儿子王傲山出生后，她连大女儿都送去了英国。但是，人虽然不在身边，三个孩子的问题还是时常会困扰我们。比如，大女儿忽然会打电话来向她求救，说弟弟发狂了，正拿着一把刀要砍她和妹妹，她们正躲在房间里呢。她听后便会万分着急，寝食不安。待到我的事业风生水起，我们在跑马地买了那所一百五十多平方米的大房子之后，她便将她的小女儿接回了香港。十多年后，她的孩子们一个个都已长大成人，并已完成了大学学业，便都返回到了香港，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回香港来，本来也是天公地道的，因为一方面他们的生父已经因病去世，另一方面我们在香港已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与生活条件。可是他们回来之后，我却感到怪怪的：家中怎么一下子多了几个从前没有的年轻人？这种局面让我很不习惯，每次我回家，都怀疑自己走错了家门。自从生活中多了他们之后，我觉得整个家的局面都变了，我在家中，由一个备受关怀的人，变成了一个备受冷落的人。每天我回到家里，都要面对一群坐在客厅里聊得好不热闹的“大人”——婉媚、她的三个子女以及他们的朋友。他们讨论的话题引不起我的兴趣，因为与我无关。因此，我在淡淡地回应了他们对我的问候之后，便再也找不出什么话与他们说。他们在名义上是我的“子女”，可是我却做不到像他们的真正爸爸那样与他们无拘无束地交流，不能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亲他们一口或者拧他们一把。也许他们并不排斥我对他们的亲热，但是在心理上我始终感觉到自己与他们之间在交流方面存在着某种障碍。于是我逐渐地便产生了一种从家中被“排斥”出去的感觉，仿佛自己已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我的“领地”已被“入侵”，一个从前让我觉得很温馨的家，如今成了“别人”的家。

▲我的“领地”已被“入侵”，一个从前让我觉得很温馨的家，如今成了“别人”的家。

缘尽人散

有了上述的感觉之后，我就不怎么想回家了，而是越来越多地逗留在外面，或者约人喝茶吃饭，或者到夜总会唱歌跳舞，到后来还与别的女子有了交往。而我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从晚上十一点回家，变为十二点、第二天凌晨一点、两点，以致彻夜不归。我和婉媚的感情于是越来越淡薄，说话也越来越不投机。就这样，我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到1988年的时候，彼此的关系已经很紧张，那时儿子傲山还未满十岁。危机出现后，我们倒没有怎么吵架，因为吵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们双方更多的是进行“冷战”——互不理睬。

在双方的关系冷淡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不向她提分手之事，便在外面过起了自己的日子。我在港岛某地买了一所小住房，学人家“金屋藏娇”，与一个和我要好的女子住在一起。婉媚最初并不知道我在外边已经有外遇，不过她见我老是整夜不归，便知道情况不正常。后来她聘请了一名私家侦探侦查我的行踪，最后了解了我在外边的生活真相。有一天，当我正与那位女子在一起的时候，她突然来按门铃。我们没有开门，而是悄悄地从后门跑掉了。没有多久，我就干脆从家中搬了出来，走到了与她分居的一步。

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局面，应该说我们的婚姻就差不多走到尽头了。但是，我与她毕竟从前曾有过同舟共济的经历，曾一起相濡以沫地走过一段长长的路，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儿子，因此大家都想在挽救婚姻方面再做一点努力。有一天，我收到了她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我们离婚。我收到信后，考虑了几天，便去找她，对她说：“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维持下去的可能？”

她其实也不想离，反问我：“那你怎么处理你与外面那个女人的纠葛？”

“如果我还有机会回来，我就断绝与她的关系。”我回答。的确，在去找婉媚之前，我就已经给那位女子留了一封信，说要与她分手，因为我已打算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