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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李立三写《自述》（1）

李立三虽然出狱，内务部的审查已告结束，但共产国际关于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议尚未撤销。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负责人马尔特维诺夫借机继续诬陷李立三，提供假证，歪曲中###史，把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许多革命事件诬蔑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暴动”，把党的六大说成是“布哈林一手操纵的”等等。李立三看到这份假证后，决心继续斗争。回到家里，他一天也没有休息，马上要李莎帮他着手写一份详细材料予以回击。在这份材料里，他用自述的形式，写了家庭、童年和学习情况，国民党军队中的两年，留法两年，萍乡煤矿上的一年半，在湖北区委工作八个月，在上海的工作，1926年的工作，在武汉的工作，南昌起义期间的工作，在广东工作，在六大上，六大后在中央工作的一年半，“立三路线”时期，共十三个部分，通过自己的亲见、亲闻、亲历，对马尔特维诺夫的一派胡言进行了批驳。用事实有力回击了马尔特维诺夫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当时李立三用俄语口授，李莎从文字上斟酌加工、记录整理。他们两人就这样每天合作直到深夜，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准备了长达240多页的材料，李莎最后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由李立三送交共产国际执委会。李立三要求共产国际重新给他作结论，恢复党籍。这份控诉书已经由李英男译成中文本。当时李立三曾愤愤不平地给李莎讲：“如果这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完全可以忍受，可以沉默。但这些显然是歪曲历史，纯属诬蔑，说什么安源罢工、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是冒险主义的暴动，中国共产党六大是布哈林操纵的等等，这有损于我们党的声誉，我决不能漠然视之。”

苍天不负有心人。1940年春，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终于接受了李立三的要求，连续开了四次会议讨论他的党籍问题和他对马尔特维诺夫的控告。周恩来、王稼祥到会，支持李立三的观点。会议一方面肯定了李立三在1930年前所做的革命工作和公开承认错误、勇于自我批评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充分证明他已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弱点”，“对现已被镇压的林达生等人过于信任”等等，因而决定维持1938年2月25日关于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议。

这种模棱两可的决定显然是想保全共产国际的面子，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王稼祥对此持保留态度，提出要让李立三参加工作，一年以后重新考虑恢复其党籍。监察委员会被迫同意了这个要求，但在周恩来、王稼祥回国以后，又将其束之高阁，一直不予落实。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李立三的党籍问题在苏联就再没有人理睬了。

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出狱后，王明曾向苏共中央提出，要把李立三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去，欲置李立三于死地。幸亏当时周恩来帮助说话，李立三才得以留在莫斯科。但是李立三在莫斯科没有户口（当时苏联当局规定，凡坐过牢的人，户口必须迁出莫斯科101公里以外），没有党籍，没有职务，没有正式的工作，李立三又一次陷入困境，他东奔西走，寻找工作，却处处碰壁，遭到拒绝。在世界经济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所长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我们这里不需要机会主义分子！”李立三没有了生活来源，全靠李莎微薄的奖学金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发给的20卢布救济金来维持。没有住处，只能挤进李莎的妈妈和她的哥嫂共住的房间，由白布屏风隔开，两家三代共住一室。更为严重的是，按规定他在莫斯科不能办理户口。为此，李莎心里十分紧张：我们这对患难夫妻难道又要被拆散吗？

但李立三没有气馁。他不断地进行交涉，最后写信给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依斯基，总算找到门了。曼努依斯基批示，把李立三重新安排到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名为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此时李立三因失去党籍，已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只能作为普通工作人员，但他的工作热情没有因此受到打击。李立三积极投入工作，翻译了大量的马列主义文献以及苏联文学著作。周围很多人不敢接近他，担心他“有问题”。每逢十月革命节、五一劳动节，单位组织节日游行，他也被当做“可疑分子”不准参加，连去红场的权利都没有。

协助李立三写《自述》（2）

李立三坚强地忍受着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他没有怨恨，没有畏缩，狱中生活没有改变他那刚强、豁达的禀性。他只是减少了一些冲动，变得更加稳重、更加成熟了。李立三和李莎之间的话比过去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