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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法称，韩侂胄独揽大权，专政达14年之久，但从‘开禧北伐’来看，先有吴曦的叛变，后有丘崈的谋和，恰恰说明了他不够专权，或是专权无术，他对主和投降派的镇压不利和失去警惕，是酿成开禧北伐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侂胄筹画再战，朝中一些官员却在挖空心思搞议和。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主和派中坚礼部侍郎史弥远率先弹劾韩侂胄，指责北伐以来军民死亡无数，耗费财资不可胜计，给国家带来惨重灾难。韩侂胄的侄孙女韩皇后死后，公元1202年，宁宗立杨氏为后，韩侂胄曾持异议，杨后对韩侂胄深怀仇怨，在政治上则和兄杨次山一起，主张妥协投降。于是，史弥远勾结皇后杨氏和皇子荣王，谎称得到密诏，指使权主管殿前司公事（相当于近卫军司令）夏震等，在韩侂胄上朝时，突然袭击，将其截至临安城南门外玉津园夹墙内害死，事后才奏报给宁宗。

韩侂胄被暗杀，军政大权全归杨后、史弥远所操纵。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投降派完全遵照金朝的无理要求，把韩侂胄的头割下送去，并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条件签订了‘嘉定和议’：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南宋又一次屈膝降金，算是完成了‘和议’。当时太商人作诗讽刺说：‘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一场轰轰烈烈的‘开禧北伐’就以这样令人心寒的结局收场了。其实，当时的金朝已处于‘必乱必亡’前夕，只不过是借南宋统治集团的软弱和内部矛盾，实施威胁讹诈而已。金主曾喜曰：‘除掉了韩侂胄之流，金不足忧也？’如果能如韩侂胄所愿，将北伐坚持到底，打败金朝是有可能的。

从表面上看，韩侂胄是被史弥远和夏震等人‘矫诏’枉杀的，事实上，宁宗皇帝是默许了这件事的，从事后没有追究史弥远的责任反而加以重用，便可得到证明。所以，韩侂胄之被杀，事实上是皇上默许、史弥远与夏震动手、满朝文武大臣坐视并乐见其成的事件。这一事件表明，当时，主张对金妥协、维持‘和平’现状，所谓‘不统、不独、不武’的政治力量在朝野上下占据主流。南宋一朝，自高宗起，就没有出现过雄才大略的皇帝，没有一个皇帝真正怀有抗金的理想并有实现这种理想的实际才干，总的来说，历任皇帝本心上都是安于这种南北割据的现状，想在屈辱中过太平日子。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朝中主张维持现状和平的文官和武将便占了大多数，这些人不想打仗，又想要钱，所以，借口准备北伐或边境防御向朝廷伸手要官要钱，但又借口战争准备没有做好，迟迟不真正付诸行动，在前线的将领，往往与金军将领暗通款曲，共同维持这种和平的现状。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宋金两国实际上共同造就这么一个口头上备战、事实上避战的政治生态。一旦到了真正开战，就一定会出现韩侂胄在‘开禧北伐’时遇到的无人听从指挥、前线将领互相拆台扯皮、甚至投敌叛国的情景（当年，张浚北伐也是如此失败的）。后来有些人将韩侂胄的北伐失败归因于准备不充分便草草出兵所致，这实在是对当时的政治生态缺乏深刻的了解，以当时的官员和将领的心态，是无论花多少时间、投入多少钱都做不好北伐准备的，只能越准备越糟，越准备败得越惨。

韩侂骨之死证明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南宋当时从上到下，从皇帝、官员到士兵、百姓，绝大多数人是想过安稳日子的（哪怕是屈辱的做儿皇帝的安稳日子），即南宋的官民人等绝大多数是主和派、投降派，只有少数人是主战派。朝野上下，全国官民是痛恨主战派的，因为这些人破坏了他们宁静安生的快活日子，将他们推进了战火之中，所以，杀掉韩侂胄（或放逐张浚）之流的主张，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尽管有少数人支持张浚、韩侂胄等，但成不了气候，反而遭受冷遇和打压。

对韩侂胄的处理深刻地反映出南宋皇帝和主要官员的怯懦、卑劣和邪恶。本来金国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他们提出杀掉韩侂胄只是政治讹诈而已，杀掉韩侂胄他们已如释重负，很满意了，可是宋宁宗和史弥远却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生怕不按金人的要求去做，会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竟然把韩侂胄的尸体从棺材中剖出，将其头颅割下，送给金国人，以表明自己彻底投降的态度。我们见过投降的，但没有见过这么无耻邪恶的投降的，这应予以千载谴责。相比之下，金国人对韩侂胄的态度还令人尊重，他们将韩侂胄的首级予厚葬，并给了一个恰当的谥号‘忠谬侯’，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