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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大多数是出于友谊，是怀着关切、同情和慰问的愿望前来探视的。这种造访虽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有时也许反而还会使他更加伤感，但也总还是一种慰藉。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奉命前来，别有用意，因而言不由衷，结果不欢而散的。《秘密囚禁中的张学良》写的陈布雷的访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借题发挥，硬要把陈布雷也拉出来评说一番。不，对于他，说实在的，我们也并不十分了解。他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做过一些对人民不利的事，这是不消说的。但也说过公道话，记得过去报纸上看到过他在蒋面前为进步作家郭沫若说情，保护这位著名的革命作家的轶闻。不过，对于他对张学良的拜访，似难恭维。作者对这位不寻常的雪窦山的来客与张学良的会见作了颇为传神的描绘。这也象某些资料一样，不无传奇性质，但却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和人物的一些真实的面貌与心态。作者说：

陈布雷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私人秘书，也是左右蒋介石的心腹。他是浙江慈溪人，字畏垒，早年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以善写时文见长，曾任上海《商报》总编辑。大革命北伐前，由其族兄荐举到南昌，就任蒋的私人秘书，以后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兼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一九三一年在南京任政府教育部次长，后调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副秘书长，深受蒋的宠爱。蒋发布的重要文电，多出其手。一九三六年底侍从室改组，陈便调任侍从二处任职。

此人，身体矮小，瘦弱，干瘪的面庞上一对老睁不开似的眼睛，看去活象个老太婆，他貌不惊人，说话又细声细语，但办起事来，果决认真。他善于体察蒋的意图，代蒋起草一切重要文章、文电，蒋遇有重大事情，时常单独与他商谈。西安事变不久，蒋介石回到南京，为掩人耳目，一下飞机就要他草拟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尔后，蒋介石到杭州，他又随蒋住进杭州新新旅馆，杜撰《西安半月记》。他未去西安，秉笔胡编，确有难言之苦，当时他愤懑无从发泄，就手握狼豪，往墨盒里乱戳，以此出气。他一连戳断几支笔头，其夫人发现，便上前劝告，他暴跳如雷，说：“你们什么也不懂，叫我全靠编造谎言，于心有愧，于天难容，怎叫人不动肝火？”他有时想解职归乡，不愿在官场混下去。有一次他到鸡鸣寺求了一个观音签，签语写的是：“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签解又有“官非宜解”四字，自此心境十分矛盾。

这次，他奉蒋介石之命，前来“探望”张学良，心情也是矛盾重重。一则他认为张将军“兵谏”抗日，是爱国之举，何必将这样的人囚禁？二则他又想维护“领袖”的尊严，认为张学良做事莽撞，有失一国之主的体面。所以他带着四大木箱的“礼品”和一把鱼竿，怀着踟躇的心情，步入妙文台。

“陈主任！”

“张将军！”

张学良与陈布雷在别墅一楼楼门口相遇，彼此打着招呼。

张将军把陈布雷迎进客厅，开门见山地就问：“陈主任，委员长什么时候放我，回西安呀？”

陈布雷干瘪的嘴唇抖了抖，低语道：“雪窦山风景如画，你先在这里歇息歇息，何必着急呀！”

“西安军情复杂，我不回去，怕出乱子。”张将军坐在沙发一端，恳切地说。

“委员长这次派我来，就是劝你吃好，睡好，玩好，学好。”陈布雷说着，就叫侍从们打开四个楠木箱。

木箱打开，只见四个箱子分别装着名贵的烟酒，云南的银耳，长白山的“猴头”，海南的鱼翅，几套西服，进口的网球、网拍，还有一本本的明史线装书，书法碑帖等。

陈布雷将打开的木箱之物，一一细数着叨咕一遍，然后又将一手提木匣打开，拿出一支多节的意大利进口鱼竿，干笑了两声，说：“将军，委员长告诉我，锦溪池有的是鱼，他希望……”

“希望我在雪窦寺钓一辈子鱼！”张将军霍然站起，心事沉重地说。

“不，不。”陈布雷尴尬地扶着没有胡须的干瘪的下巴，说：“委员长只是说叫你玩好。”

“大敌当前，叫我离群索居，不食人间烟火，这不是捉弄我张汉卿吗？”张学良将军愤慨地在地上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