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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坐在科伯将军码头一家海滨小酒店遮篷下的一张桌旁下棋。这家小酒店就在维尔弗朗什海关黄赭色的拱廊旁边。跟他下棋的是一个敦厚的小个子男人，他就是小酒店的老板，名叫波拿德。米勒里，科西嘉人。他曾是一伙匪帮中的小角色，12年前，在马赛帕聂尔区的一次追捕中，被警察的一颗子弹毁了右臂，之后他就洗手不干了。

残废的右臂不能动了，米勒里就用左手下棋。那一枪就是奥利弗尔。拉马克打的，但米勒里从不提起这事，怕引起拉马克的内疚。拉马克只要看见那条右臂，总是感到内疚不已，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棋盘上再次去打击这个对手。在拉马克优雅的外表下和睿智的内心中隐伏的好斗性格，如今只能靠下棋来发泄了。

“一盘棋，就是一场战争，”有一次他以三比二胜了亨特后，这样阐述道。“有张有弛，步步为营。拼斗是严肃的，但又不失旧式绅士之风，这就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跟今天的战争不一样。战斗结束后，得胜的将军谦虚地微笑着，宽厚大义地邀请失败的对手共进午餐。败军之将则有礼貌地接受邀请，然后往死里吃他一顿来作为报复。饭后，将军们则重新收拾兵马，再度大战一场。”

拉马克下棋时，总是一个心眼儿想赢。现在他拱了一步卒，眼看在3步之内，米勒里必死无疑。于是，拉马克将身子靠回椅背，露出赢家的笑容来。

米勒里审视了局势，叹口气，用大拇指将自己的国王推翻在地。“我认输，你这个家伙！再来一盘？”

拉马克正要应战，忽见亨特的汽车开进了码头。奥黛尔跟亨特下了车，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向父亲挥挥手，然后走入蒙街拱廊的阴影中去了。亨特则站在车边等着。

“再说吧，”拉马克对米勒里说，将柳条椅推开。“有个老朋友在等我。”

米勒里点点头，挥手跟拉马克告别。他用的是左手。右手垂吊在衣服下摆处，苍白，萎缩，废了。

拉马克洋洋得意地大步走到亨特身边，跟他紧紧握手，象他女儿那样仔细打量他。“这么说……过得怎么样？”

“还活着。你呢？”

“退了休烦闷死人。你退休前还是去死了好。眼下你在干嘛呢？”

亨特便对他讲述事情的原委。这时已有雨点洒到他们脸上来了，于是他们躲到车里去。过了一会儿，雨停了，但天上仍是乌云密布。海面呈暗蓝灰色，浪头更高地扑向防波堤沿岸的礁石，溅出喷泉一般的水花来。亨特早年受过伤的手掌和指骨又开始剧痛，他不知不觉紧紧攥住方向盘，以此来减轻那种刺痛。

拉马克思考着亨特对他讲的事件，为又能开动脑筋而感到高兴，即便这并不是他的工作。

“我同意你的看法，”他不慌不忙地说，“如果那个叫赛利姆的小伙子知道那条越过边境的路，那他可能是以前从一个当地走私者那儿知道的。那必定是玛托一带一个专干这行的小角色。我是认识几个这样的人，但他们决不会告诉我与他们的活儿有关的事。我并不怪他们。我是个警察，即使是退休了，也还是个警察。”

“但也许他们会告诉你认识的某个人，不是吗？”

拉马克从兜里掏出一只短粗的烟斗，一边往里装烟丝，一边沉思着。象波拿德。米勒里这样的人可能还不行，他已出了那个圈子好久了，况且从来没干过那类事。拉马克点燃烟斗。亨特观察着两个在码头收网的渔民，他们怕即将来临的风暴将网冲走。拉马克长长地喷出几口烟雾，说：“眼下，我看你最好去找你的美国老乡乔治·山斯基。他过去给中央情报局干过。”

亨特记得这人。“怪杰山斯基”——一个诡计多端而又过于自信的特工人员，已在法国工作很久了。亨特见过他两次，但对他并没在意。那个时候，他对任何搞间谍这个肮脏行当的人都不看在眼里。他们那种不光明正大的行径使他感到恶心。“他是什么时候被解雇的？”他问拉马克。

“几个月前吧。你们的政府似乎在财政上遇到了困难。山斯基在法国早已暴露，而他又不愿意被派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他在尼斯养着一个情妇。这女人很会花钱。要是她知道山斯基没了经济来源，立刻就会和他吹。我知道他已负债累累：养情好，赌博，还要瞻养在美国的前妻。”

拉马克取下烟斗，不解地摇头：“我常常纳闷，你们的法庭居然会认为妇女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非要前夫承担赡养她们的责任，好象她们是可怜的孩子。无论怎样，山斯基是陷入绝境了。开始跟一些黑道人物打交道。恐怕他很快就会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