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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接受的都是王书辉的科学社会理论思想的教育。他们都清楚的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底层士兵的所有行动都是被动的。应该负责任的人，恰恰不是这些被强迫和被半强迫走上战场充当炮灰的士兵，而是那些奴役这些士兵，驱使这些士兵，强迫这些士兵成为炮灰的封建官僚们。

何祖贤是封建时代的人，封建时代的人的一个思维特征就是特权思想。更具体的说就是“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特权思想。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谁是主导者，封建社会的人和具有封建思想的人，都不会把问题出现的责任往身处高位的人身上去找。

甚至就是在军事冲突中，在敌对的环境中，封建军队的头领们往往想的都是对失败一方的士兵们进行屠杀以此来震慑敌人。而对于同一阶级出身的敌军的首领，他们往往也想着能不能招纳对方。就是不能招纳对方，他们一般也会将失败者放走，希图在统治阶级内部获得一个爱才重才的名声。

西方人有战败方用金钱赎取被俘军官的习惯。这是因为那些军官都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在《三国演义》里也有“过五关斩六将”的典故。这也是因为关云长本身就是一位侯爷。所以，不管关云长的做法怎样的损害了曹相国的利益，但是从统治阶级利益一致性的角度出发，曹相国也不得不放走侯爷关云长。

所以说，从阶级立场的角度出发，何祖贤和复兴会的军官们是完全的对立的。何祖贤根本就没办法理解复兴会军官们的思想，复兴会的军官们也对何祖贤的想法极度的反感。可见阶级矛盾这个东西，是随处可见的。

当然了，这也是为什么复兴会的军官们能够在保民军中取得士兵和基层军官们的全面支持，而何祖贤已经彻底的沦为吉祥物的原因。

因为目前还需要何祖贤这个吉祥物的存在，所以黄博昌不得不出面向何祖贤解释了一下保民军这么做的原因。

已经非常熟悉何祖贤想法的黄博昌提出了一个让何祖贤不得不赞同的理论。因为黄博昌告诉何祖贤，大家现在的做法实际上是何祖贤大都督的“故智”。毕竟，保民军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不停的膨胀，公开的处死朝廷大员，是一种断大家退路的办法。

复兴会组织宣判大会已经是驾轻就熟了。在复兴会的统治区域内，宣判大会的理论基础是阶级对立。在非复兴会的统治区域里，宣判大会的理论基础则是利益对立。

也就是说，在已经全面纳入到复兴会的管理体系内的地区里，复兴会对民众进行的是比较深刻的阶级教育。而在非复兴会的地区里，复兴会对民众进行的则是利益教育。

和阶级教育不同，利益教育是一种最直接的通过利益关系分析矛盾从而建立简单逻辑的过程。以对陈建业的批判为例，复兴会干部并不会对武昌群众揭露封建社会里深刻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全面矛盾。

他们把武昌百姓现在稳定富足的生活和保民军联系在一起，然后再把调查团对保民军的进攻和武昌府百姓现在的生活联系起来，从而建立起一个：保民军维护大家的生活，而调查团进攻保民军就是要破坏大家的美好生活的简单逻辑。

听到有人要把你的好日子破坏掉。听到有人要对你进行高额征税，抢走你家走后一颗粮食。听到有人要把你工作的岗位，把你全家人的饭碗砸掉。听了这样的消息不感到愤怒的肯定就不是正常人了。

所以，陈建业等人就这样在几万人的声讨中被吊上了绞刑架。

不得不说，随着陈建业等人在百姓愤怒的呼喊中被吊死，武昌府已经彻底的从大明王朝的土地上**了出来。

六万多名武昌府的百姓，在精神上已经变成了彻彻底底的造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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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6章　程绍之死1

公元1625年12月底，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可谓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程绍带领着不到四千个士兵和民夫，终于从开封府到达了襄阳府。【全文字阅读】‘‘‘‘

虽然从开封到襄阳这一路上，部队都是沿着各个州县前进的。可是，恶劣的气候和低劣的待遇，使得程绍带领的原本一万多个河南正兵和民夫，在到了襄阳府的时候，只剩下了不到四千人了。

超过两千个士兵和民夫死在了行军途中。超过三千人的士兵和民夫在行军的过程中失踪和逃逸。

在部队离开信阳州进入湖北境内之后，因为沿途各级官府已经接到了新任湖广巡抚姚宗文的指示。所以，从信阳到襄阳这一路上，程绍带领的河南兵没有获得一丁点儿的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