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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已经越过了最远的防波堤，而汽笛和铃声还在不停地响着，好像在祝贺新年。一架大使馆的飞机和一架来自首都拉巴特的直升飞机，在我们的上空盘旋。驶出防波堤，喧嚣声逐渐消失，被一阵阵拍打岸边的海浪声所淹没。海水开始涨『潮』，小船都调转船头，向岸边驶去。只有我们和几艘较大的渔船停留在大西洋上。拖拽草船的四条快艇也解开了缆绳，十六个划手用阿拉伯语向我们祝愿致意，随后也和小摩托艇返回码头。

我们第一次在“太阳”号上升起了船帆。船帆又大又沉，用结实的埃及帆布制成，长二十六英尺，上端宽二十三英尺，往下越来越窄，下端只有五英尺宽，同草船的宽度一样，俨然是古埃及的风格。阵阵小风仅仅把沉重的船帆从桅杆上稍稍吹开，看来，原先那股强劲的海风正在停歇下来。很快，巨大的、酒红『色』的船帆几乎一动不动了，船帆上的标记也就此显示出来：一轮红『色』的太阳。船舱上方高悬着一串国旗，按字母顺序排列：乍得、埃及、意大利、墨西哥、摩洛哥、挪威、美国和苏联，在微风中飘拂着，好似『色』彩艳丽的衣服，两头挂着生气盎然的联合国旗帜：浅蓝『色』旗帜衬托着白『色』的地球。

阿布杜拉和我站在草船舱后的船桥上，一人握住一把舵桨的柄手，注视着松弛的船帆和拍打着石堤的白『色』浪花，心里充满焦虑，防波堤与我们相距只有几百码。我们正漂向防波堤？的确如此。从防波堤的尽头看到了城堡墙头的塔楼，这表明我们确实是在朝着陆地的方向往回漂。也许是迤逦向北的山峡挡住了从岸上吹来的风，船帆鼓胀不起来。我们把船缆扔给一直跟在我们周围的渔船，草船便径直向前方全速驶去。可是这样的速度不符合自然规律。首先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原来拖在船后的一张渔网，本来装满鲜活的龙虾，准备在旅途上食用，可现在渔网却突然缠绕在一根舵桨上，把舵桨弄成了弧形，眼看就要折断。我们只好挥起利刃，把拖网的缆绳一刀割断。舵桨算是保住了，但那足够吃几天的美味佳肴也随波而去了。

接着，由于船速太快，我们本来绑在“太阳”号一侧当做下风板的三根粗粗的划桨啪的一声断成两截，而诺曼正是把放置我们那台袖珍无线电的铜制平台钉在了这些桨叶上，那可是我们在航行期间与岸上的亲友进行联络的生命线呀。显然，金属在一条不断颠簸的草船上没有容身之地；桨叶折断的位置恰好在铜制平板的末端，刚好被接地线拉住才得以保留。

这可不是好兆头。无论有没有风，我们都必须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程。我们停住所有护航船只，收起船缆，再次挂起船帆。我们注意到周围的大型渔船在海浪中来去自如，相比之下，我们的草船却如同它的前辈“康提基”号一样，在巨浪中上下颠簸。最初，海风风力不大，随后渐渐增强。但是，此时的风已经不再是离岸风。通常，这个季节应该是东北风，可现在却变成了西北风，径直朝绵延在避风港萨菲南面的海岸峭壁吹去。我们仍然贴着海岸，贴得很近，连岸上的房屋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可以看到海浪悄无声息地拍打着酱褐『色』的峭壁。大海永不停息地碰撞着摩洛哥绿『色』的洼地，冲刷着那被太阳灼烧的地表。如果我们不能成功驾驭这条草船，海风就要把我们吹向酱褐『色』的峭壁上去。

我们在船上的七个人都对一件事疑『惑』不解：『操』舵装置如何运转呢？这是我们最没有把握的事情了，因为没有人教过我们。我们本来指望来自摩洛哥海岸的海风和洋流会直接把我们从陆地带走，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来进行试验，而不会有被海浪冲到岸边峭壁上去的危险。我们惧怕的是海岸，而不是辽阔的海洋。我们没有在尼罗河河口外的海边进行试验，就是害怕在我们发现埃及『操』舵系统如何运转之前就被冲到了岸上。在远离摩洛哥的大西洋深处，我们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测试、纠正错误，因为那里通常可以把海面漂浮物直接冲入大海。

“太阳”号的『操』舵装置是我们根据埃及上古年代的许多模型和壁画制造的。我们试图从黎巴嫩找到埃及人用来建造这些巨大舵桨的雪松，但无功而返，因为古腓尼基王国年代存留至今的几棵雪松如今都保存在国家公园中。因此，我们只能用一种沉重的埃及木料“西尼巴”来做双脚桅杆，并用一种非洲丛林里的树木制造了两根舵桨，这两根舵桨长达二十五英尺，桨叶足有普通写字台那么大。现在，它们就斜斜地安装在船尾两侧。船桨上部固定在船桥的护栏上，船桨下部靠近桨叶的地方则固定在一根横跨船桅的结实的圆木上，全都用粗绳捆绑得结结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