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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中国的改革既不需要“休克疗法”，也不需要“中国戈尔巴乔夫”，更不需要“中国普京”。一个当年的苏联老大哥已经够中国人消受的了，难道今天还要任某些人耍弄，再往一个进口的火坑里跳吗？

基于这些考虑，基于我们对个别学者貌似崇高而实质荒谬的言论的担忧，我们在动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抛去了人物传记的传统写法。我们不是为了写一个人物而写一个人物，我们试图通过这本书来对这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争论作一个实证性的解答。

所以说，这本书不仅仅是写楼忠福的个人成功史。我们是怀着求证的目的，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去考察一个国家的起伏、一段历史的功过和一个时代的变迁。我们表层上是在写一个人，但实质上我们在写一群人、一个国家、一段关键的历史和一个伟大的时代。

简而言之，我们写这本书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告诉那些高呼“不要对民企抱有幻想”、“不仅需要中国普京”和还要“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的学者们，以及那些把他们视为“英雄”的附庸者：没有民营企业家力量，中国的变革和进步就完全不可能——过去不可能，未来也同样不可能。

这是血与泪换来的历史教训。

起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注定是一场前无古人的革命。这场前无古人的革命，如果要取得成功，注定只能是一场改革。在这场注定只能是改革的革命中，民营企业家就注定是其中最伟大的战士。而对于战士，不管是站着的还是已经倒下的，我们都应该报以敬意。

正如鲁迅先生在纪念国民革命先烈时所说的：“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

对于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今天的民营企业家，和革命战士是同样的伟大和值得尊敬的。

尊敬他们，就是尊敬他们身上的伟大精神——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征服了西方并重塑了西方，进而征服了世界并重塑了整个世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公认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民族之一，可惜我们的祖先一直在蔑视它、践踏它，所以它也蔑视我们、践踏我们。因此自1840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就只能是被践踏、被重塑——这与其说是被外族和外来文明打败，不如说是我们自身的文明不曾善待过的企业家精神对我们文明的报复。

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但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往往只承受历史的沉痛而不接受历史的教训。所以说，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如果能够被我们的社会更好地容纳、理解和尊重，这与其说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幸运，不如说是我们的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社会是文化的镜子，文化是未来的镜子。宗教是文化之父，文化是制度之母。宗教与文化都是无所不在而又看不见的元规则。释迦牟尼所说的“天下事壮莫过心”和孙中山所说的“知难行易”，所指的其实都是一个东西——文化心理——深深化入了潜意识的元规则。正因为这“壮”和“难”，文化的转型比显性的经济转型和制度转型来得更艰难、更缓慢。没有文化成功而到位的转型，建基于其上的经济转型、制度转型即使勉强推行，也不具协调性、稳定性，甚至可能是被扭曲的、畸形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20余年，既是民营企业家群体成长的20余年、经济腾飞的20余年，也是文化重新启蒙的20余年、社会破立再造的20余年。

中国改革的未来如何，仍将取决于文化和社会能否与经济改革和制度变革比翼齐飞、与时俱进。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绝不是伟大的文化。

没有伟大的文化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没有伟大的社会就不可能有伟大的企业家，更不可能有生机勃勃的经济和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路漫漫其修远兮，让我们以自强不息的姿态继续先辈们未完成的求索吧！

情之所至，百感交集，语无伦次！

谨以这些语无伦次的话语，纪念那些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摸索过河之石的勇者，纪念那些仍然站着或者已经倒下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同时也算是本书之序吧！

龙镇洋

甲申年冬　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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