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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险？

幼儿园毕业时，那个已经长出新门牙的男生送给我一块绣着长颈鹿的小手帕，第一次接受男生的礼物，我得意地想：他终于发现我有多漂亮了。我一直小心收藏着那块手帕，虽然不懂得初恋的意义但总觉得它珍贵，可惜后来搬家的时候还是给弄丢了。

去小学报名时老师说我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即便有关系也至少再等半年。

等待上学那个漫长的假期里，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开始尝试用文字来熏陶我，但她毕竟是个仍在开创自己事业的年轻女性，没念几天故事就干脆把我带到她们单位图书馆里锁上门了事。

印象中，那栋阴暗潮湿的平房比满脸皱纹的奶奶还要老，肥硕的老鼠和神勇的蟑螂在眼皮底下乱窜，我哭着喊着闹着要出去可没人理睬，哭累了就趴在爬书架的梯子上睡，睡醒了又哭，哭累了又睡……

几天后，我吸着鼻涕开始翻最底层的小人书看上面的画，几个月后已能读懂配着彩色插图的《格林童话》，而我最爱的是一本有很多黑白照片的《青少年百科全书》，照片上的东西看起来很有趣，尤其那张画得很好看的面具。

母亲告诉我，那是开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图坦卡门面具。

说起来，那短短的半年里，我获得人生第一笔丰厚的财富——知识，但也留下三个极为严重的后遗症：第一，怕黑，总觉得黑暗中藏匿着老鼠蟑螂之类的生物，甚至有童话里会吃人的妖怪；第二，怕静，从被反锁在老房子的那一刻起，我认定安静就是没人理没人要；第三，爱幻想，看了太多童话故事她相信大灰狼一定吃不了小红帽，丑小鸭一定会变成白天鹅，白雪公主一定会嫁给王子……

长大后我一把年纪还找不到男朋友，理直气壮地指责母亲塑造了我畸形的爱情观，那满大街没变王子的青蛙打死我也不要，宁愿孤独终老。

说这话的时候，我二十岁。

从那时候起，读书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给了我无数来自周遭的夸赞，也给了我极为孤傲的个性——宁愿做块饱和的海绵拼命汲取那些已经大大超越我这年龄段的知识，也不愿跟别的小孩儿一起玩泥巴、打沙包、拍洋画……

另外，它还给了我一副黑色框边眼镜。

小学二年纪的语文课上，班主任念完一篇关于海龟的课文后问：为什么小海龟的妈妈不要它了？我第一个举手站起来，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海龟每年在固定的季节返巢产卵的生物学知识，以及它们如何利用沙子吸热快散热慢的原理来孵化后代的物理学知识。听得教学经验丰富的班主任直呼神童，立刻请来父亲母亲共同商讨如何继续培养“天才儿童”的“大计”。

双边会晤后，我得到了不必做作业、不必背课文、不必参加体育课长跑等一系列特权，那叫一个耀武扬威啊！

别的小孩不服气了，他（她）们千方百计地找茬儿治我，比如把早点吃剩的豆花卤面倒我书包里，趁我睡觉的时候把两支鞋带系成个死疙瘩，逮几条壁虎藏我文具盒里，或者成群结伙地站在一起冲我大喊“四眼狗”什么的。

我也不是省油的灯，把“人民公敌”的角色扮演得活灵活现：故意把蓝黑墨水泼洒在女同学的花裙子上，把男生的钢笔拆成一个个的零件丢在教室各个角落看他们满地爬着找，趁体育课的时候把大家换下来的鞋子弄乱，再堆成一个小山包，躲在一边笑眯眯地欣赏他们的手忙脚乱。

随着矛盾地加深，恶作剧升级为群殴，我一个人跟七八个男生打，女生们在一边给他们助威。我看不起只会哇哇乱叫的她们，我知道她们不动手是因为她们不耐打，而且她们只懂得用牙齿和指甲，不知道拳头和飞腿才是更厉害的武器。

想起来，那场斗争够残酷的。每次事情闹大后大家都会被请家长，回去都会被狠K一顿，可没过几天，屁股不痛了，又卷土重来，大大发扬了“长期作战”的革命精神。

原来三个月挨次打，那时候是一星期挨两次打，母亲手打肿了换父亲来，使用“车轮战术”。

就这样乱七八糟地升到了四年级。

又一次，母亲从罚站在教师办公室门口前的、一群鼻青脸肿的孩子里认出了我。

那天，没有责骂也没有铁巴掌，他们只是温柔地给我上了一堂印象深刻的思想课。在这堂持续到深夜的课上，父亲和母亲教我如何区分基本的善恶、对错，教我该怎样去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而不是憎恨，也教我真正明白我并非自己想象中那般特别。

毕竟是厚道人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