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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因复习时间过长而睡眠不足，夜班操作钻床时，我一走神不慎将贵重的精密模具弄坏了，导致磨床某种零件的机加工停产半天，受到师傅和班组长的批评，我的心里难过极了。转眼“五一”将至，正在自己焦虑和彷徨之际，一天工间休息时同车间的一位老大哥以乐观的口吻鼓励我马上转考文科。

回首往事，当年多亏这位老技校毕业生的明智教诲。转向文科后，对我来说真可谓“扬长避短”：除数学这一弱项外，文史、政治、地理等我均可在父亲的指点下靠自学复习。令人难忘的是，在1978年高考前我得到了党的早期领导人……李立三的秘书谢芬桂先生悉心指点。谢先生早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建国初期曾在政务院担任劳动部部长李立三的秘书多年，后因李立三的“历史问题”被贬至我厂工作。他学识渊博、待人真诚，多次热情地帮我审改作文，一有空就在其库房办公室或家中教我如何改病句、读好书，俨然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在辅导孩子的功课。1977年的高考结束之后，他告诉我：其子谢伯阳在首都一家工厂和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同时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以及一些高考成功的经验。这些消息和经验对处于迷茫之中转而报考文科的我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和帮助（谢伯阳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刘源现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由此，我们两家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0）

当年家长对待孩子的高考，全然不像今天这般重视。记得在我1978年7月参加高考之时，父母根本不在身边陪伴：父亲在此前几天，已随济南军区师以上干部参观团赴京参观新落成的毛主席纪念堂去了；母亲作为医院科室负责人，每天早早地赶往办公室。与1977年的高考一样，1978年我依然是只身赶赴考场。虽然没有上过一天高考补习班，但因有备而来，却多了几分沉着和坦然。几天考下来，除数学之外，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四门除个别题外，解题基本上顺利，似乎都算发挥正常。然而有“前车之鉴”，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前，我的心中一直忐忑不安。

回厂上班大约一个月后，我无比兴奋地查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绩：总分336分，除数学仅考了38分外，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科均在70分以上，其中地理分数最高，历史次之。1978年在山东省，310分以上便可以上本科院校。这个成绩表明：我终于将在1978年秋天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学生了！

1978年9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和往常一样正在车间工作。似乎已经有一点预感，心情特别愉快。大约九十点钟，忽然有人大声地喊我快去厂部取通知，说有好消息。“肯定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我极度兴奋，连蹦带跑、气喘吁吁地赶到厂部二楼的办公室。在我从领导手中接过那份装在普通牛皮纸信封内的《录取通知》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考上哪所大学。当我展开《录取通知》，确信自己已被山东省第二大高校……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为本科生之时，激动得手有些颤抖。这一年，在1000余人的济南第六机床厂只有两个人考上了大学（另一位“老三届”考上了山东建工学院）。厂里特意在厂门口醒目位置张贴了大红喜报，以示庆贺。

令人欣喜的是，几天之后我和父母又接到了大哥在苏北泰兴考上扬州医专的喜讯。一连数日，全家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在当年高考录取率不足7％的情况下，谁家能考上一个大专生已是十分荣耀，而我们家竟然一下子出了两名大学生！这条独一无二的新闻，当年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宿舍的大院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被传为佳话（据《党的文献》披露：1978年夏，全国共有61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本、专科新生万人。录取率为）。

我深知，自己将要告别工作了近两年的工厂和钻床，告别两年来朝夕相处的师傅和工友。于是在秋日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请了一位懂摄影的大学生为我在操作了近两年的大型摇臂钻前拍下了这张有特殊意义的照片，作为自己一生的珍贵纪念。我明白：自己的人生即将伴随祖国和时代的巨变，掀开崭新的一页。此时的我，刚刚度过21周岁生日。

五 激情燃烧的大学岁月

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已经历了许许多多个四年。然而四年的大学生涯，对我来说应该是最重要、最难忘怀的日子。正是这四年的高等教育，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正是这四年的高等教育，为我日后成长为一名教书育人的大学教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