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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领域，我也有了新的认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密不可分。过去，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指导，全部肯定，不容有一言否定。以后，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指导，一概否定。所有这些，都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其实，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上，主要的方面、长远的战略、关键性的指导，正确的方面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方面居多。

大学时代奠定的较为坚实的知识基础，在以后的岁月里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我感到：大学确实是读书、思考、奠定知识基础的最好环境。

五

大学生活奠定了我正确认识世界的思想基础。

*主义本来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创造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的科学思想体系。但是，“十年内乱”中，“四人帮”推行一整套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我在读小学五年级时，爆发了“*”。从此时起，一直到高中毕业，所受的全部政治课、语文课教育的主要内容，绝大多数为《*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的决定》（即“十六条”）一类的中央文件、《人民日报》社论、《红旗》杂志的理论文章。同时，也学习一些《毛泽东选集》中的内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中国的所有舆论工具，大力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方面竭力向人们灌输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一方面剥夺了人们思考的权利。

因此，在小学、中学、下乡、工作的岁月，尽管阅读了大量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中国历史、世界近现代史等方面的哲学社会科学书籍，阅读了一些*、恩格斯、列宁的重要着作，多次通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但是，读书仅仅是读书，却没有进一步的思考，更没有产生出思想和观点，当然，作为知识积累仍然是有益处的。

大学期间，我经历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使思想解放的洪流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势不可当。经历思想解放大潮后，对于如何认识世界、评价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我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所以，我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观形成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和分水岭。在此以前，毛泽东的话、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书本上的话、报刊上的话“都是正确的”。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思想解放大潮的激荡和冲击，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主题和思想界的主流。从此，人们才知道，领袖的思想、言论和智慧，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是*主义的精髓，*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基石。

六

蓝天白云，书声琅琅，白驹过隙，星转斗移。转瞬之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77级大学生进入了大学生活的第四年。在这一年中，面临着两件大事：写好毕业论文和毕业分配。

我撰写毕业论文较晚，1981年暑假后才着手。但是，对于论文题目早已有所考虑，题目定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确定题目后，由于整个思路早已考虑成熟，于是不参考任何党史资料，一气呵成。以后，这也成为撰写文章、论文、着作的一个特点。即：首先把有关历史资料“一网打尽”，全部读完，在阅读的过程中认真思考，待思考成熟后，动笔写作，一气呵成。然后，再逐段、逐句、逐字认真推敲、反复琢磨、反复修改。最后，核对史料，核对引文，加上注释，正式定稿。

这篇毕业论文，交给了指导教师……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黄元起教授。黄元起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学设立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开拓者。他仔细审读了我的毕业论文后，专门把我找去，听我谈了撰写这篇论文的情况和对所研究的问题的思考。毕业留校后，我才偶然得知，黄元起教授对这篇毕业论文进行了很好的评价：确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观点鲜明，论证严密，写得很好。他不仅给予“优秀”成绩，而且在历史系教师开会时进行了推荐。

毕业论文完成后不久，毕业分配就开始了。在毕业分配动员会上，我在发言中表示：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我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愿意到基层去，愿意到边疆去，一切听从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