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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强劳力拉两辆车的情况绝无仅有，也不合逻辑。但如果赖安胜本来就没打算让第三个人回来，那就不奇怪了。

这时我看见了那两个准备做凶手的人，他们已经收拾好两辆人力车，远远地候着。庄学胥说：

“好的，颜哲你去，按场长的安排。”

颜哲点点头，对那边两人喊了一声：“等我一下，我去换双鞋！”

经过我时，他不动声色地看我一眼，我能从他眼睛里读出很多东西――放心吧，我知道他们的用意，我回去就是去带我的“宝贝”。

我们带着镰刀去大田，赖安胜也亲自去了。这半年来他早就脱产了，不干农活，所以今天他的举动恐怕也属反常。我在麦田里抬起头，远远看到两辆车三个人走过护场沟的砖桥，那是进出农场的必经之路，然后在新修的土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蓖麻和杨树的绿荫之中。此后的一天中，尽管我处在赖安胜的眼皮底下，不得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难免不时怔忡失神。因为我的魂魄已经随着颜哲走了，正伴他走着那段生死未卜的路程。

第二章 蚁王

蚂蚁是社会性昆虫，社会性昆虫有三大要素：1　同种个体相互合作，共同照顾族群中的幼体；2　族群内有明确的劳动分工；3　族群内至少有两个世代重迭。

社会性昆虫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必然有一个雌性的“王”，　是族群中具有繁殖能力的唯一雌性。与我们想象的不同，蚁王的职位只是一种劳动分工，蚁王并不负责蚂蚁社会的组织和指挥。蚂蚁社会的秩序是天然形成的，是由基因决定并由信息素具体实现的，就像白蚁群中，只要个体数量达到某个临界值，就会自动学会建造复杂的蚁巢。在人类社会中，对“王权”的需要与制约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因为一个高踞社会顶端的管理者必然会无限扩大权力，成为社会肌体的毒瘤，这个过程因为缺少制衡机制而几乎无法避免。但在蚁类社会中，由于“王”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力，因而也不会发展为社会的毒瘤。

摘自昆虫学家颜夫之的著作《论利他主义的蚂蚁社会》

1948年发表于英国《理论生物学》杂志

1 新生

那一天真难熬啊，尤其是到了下午，我心里愈益燥动不安。赖安胜下午没来麦田，我不必再维持那个假面具，所以我时时手搭凉棚向远处眺望，盼着两车三人的影子早点出现。实际上我知道，到县城有四十多里地，即使是正常情形，来回一趟也到晚饭后了。连林镜也看出我的异常，过来小声地问：

“秋云姐，你今儿个咋心神不定？”

林镜是初中生下乡，年纪小，性格活泼，整天嘻嘻哈哈地没个正形，但他其实心眼很好，知道体贴人。看着他真诚的娃娃儿脸，那一会儿，我真想把肚里的担心全都倒出来！当然，这样重大的秘密是无法告诉他的，我只有含糊地说：

“没事，我昨晚没睡好。”

孙小小躲了我一上午，一直紧跟在赖安胜后边，帮他捆麦，用近乎崇拜的目光盯着他雄健的后背。公平地说，赖安胜割麦确实是农场头一把好手，揽得宽，割茬低，镰刀忽忽生风，横着扫过一波，用脚背配合左手一拢，整整一个麦个子（麦捆）就出来了。但孙小小的眼光绝不仅仅是对“技艺”的崇拜，那是女人看自家男人的目光，非常炽烈，毫不掩饰。那会儿我已经猜到了其中的隐情，岑明霞更是清楚地帮我证实了这一点：她老是拿毒毒的眼光斜睨着孙小小，而孙小小对她的毒视毫不在意，在赖安胜跟前越发笑语连珠。

下午，孙小小见场长没来，又开始往我身边凑了，跟在我后面打麦捆，有一搭儿没一搭儿的和我说话。我忙着割麦，再加上对她开始有了戒心，没怎么理她。她忽然冒出一句：

“我知道秋云姐和颜哲哥都是好人，他们不让我理你们，我偏要理。”

我心里一沉，知道这句话大有讲究，但很谨慎地没有理这个话茬。她又突兀地跳到另一个话题：

“看赖场长割麦真带劲儿，像洪常青跳芭蕾舞！哼，岑明霞那贱女人，我帮场长捆麦有啥错？你看她看我那个眼神，恨不能吃了我！”

我从她的话里品出了一个女人（这个早熟的女人还不到15岁啊）的醋意，或者说品出了两个情到，有三盆依旧秃着枝丫，另外三盆冒出嫩芽；　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挣扎着开出了红色小花，因为隔着远，没看清楚是什么妇的争风吃醋。＇奇·书·网…整。理'提。供＇我看出来，此刻孙小小已经以赖安胜的情人自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