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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就只剩下左、右、中三军而已。

不仅如此，钦宗还屡次申饬：两司不得互相侵权。京城内外的三十余万大宋军队，就这样被一分为二，不相统属。而且宣抚司方面要采取什么行动，都属机密，不得向行营司通报。

临敌打仗，这样削弱自己力量的做法，究竟有何道理？让人闹不懂。难道是担心李纲军权大了，可能会造反？

李纲不能不“窃忧之”，但也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说，吾国的“二十五史”中，有很多领导者的败亡，就是自己闹败的；有很多领导者的死，纯粹是蠢死的！

就在勤王之师渐至的时候，大宋仍然直不起腰来。在递交给金国家的“誓书”（和议书）里，正式承认了宋金两国的新型关系……自称“侄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并通告本朝臣民，以后诏书把原来的称呼“金国”改称“大金”，于二十二日起正式实行。

到了这个时候，宋廷为遵守和谈协定，每日仍向金营输运大批金帛、名果、珍膳、御酿，“品数甚众，其价不可胜计”。

李纲心疼国家财富这样毫无意义地流失，每每有所争谏。他认为，勤王大军力量已渐强，我方完全不必再遵守屈辱的城下之盟。他说：“此不足以为德，而恰恰诱发了金人的贪心。虽说皇上恭俭，视珠玉如粪土，但金人有了贪心，势必贪得无厌，何日可休？”

可是，群臣忽然仿佛都得了“言必行，行必果”的真传，异口同声称赞这是皇帝信守诺言的美德，坚决反对李纲的建议。他们是怕一旦毁约，又将惹怒了金国，不好收拾。然而这话又不能明说，于是就给钦宗戴高帽子……若想让领导干坏事，这样做最为有效。这也是我国官场典型的“潜规则”之一。

如此，金人也就越加放肆，索求无所忌惮，以至于向宋廷索要*、乐工、珍禽、驯象之类，宋朝方面“无不从之”。

金人索要金银的压力越来越大，钦宗也有些不堪，便召见郑望之，吩咐道：“虏索要金银太多，安得充数！不过，宫中珠玉倒是很多，卿等可往金营试探，看看可否以珠宝充折金银？”

郑望之等人奉命等到了金营，王汭迎出来说：“不知诸位为何事而来？皇子郎君现因打球得了感冒，若有建议，待日暮时相见。如果是讲犒军金银的事，我方已有一位使者去谈了，因此不用再议。”

郑望之便把钦宗的意思说了。

王汭说：“这事谁敢插嘴！不过，我们皇子郎君亦确实喜爱此等物品，前日见高世则所执笏，十分精美，便借去看，极爱。你们回去后，可以试着送些珠宝来，也许可行。”

惹起千古争议的“劫寨之败”（3）

郑望之说：“今无成命，万一送来后贵方不接受，望之那就是欺君罔上了。奈何？”

王汭笑了，说：“这个我也不敢做主，只是好意告诉你们，可以一试。”

郑望之等回到城里，时已过午，马上入宫做了汇报。钦宗想了想，说：“把宫中所有珠玉，都聚到宣和殿，尽数送去！”

一直到勤王之师来得越来越多，“西兵”将帅基本都到齐了，钦宗的胆子才开始壮起来。此时，他听说金人仍在城北掳掠，屠戮如故，以至城外后妃、王子、帝姬的坟墓都被发掘殆尽，不禁大怒，“始赫然有用兵之意”。

二十三日左右，京城大雾四塞。钦宗召集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折彦质，开了个御前会议，讨论如何用兵。

李纲奏曰：“金人之兵大张声势，其实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是奚、契丹、渤海等部落。我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已是金军数倍。彼已孤军入重地，正如虎豹自投於陷阱中，应以计取之，不可与之争一朝一夕之力。如今之良策，莫如扼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收复京北州县。待金人游骑出，则击之，并以重兵临近贼营，坚壁勿战，恰如汉代周亚夫围困七国一般，待其粮草乏、人马疲，然后我军将帅发檄文，声称索回誓书、收复三镇，以声势迫其撤军。待金军过河时，中渡击之，此必胜之计也。”

钦宗听了，觉得确实是个好计！

种师道这时候也入见皇帝，奏道：“臣以为议和不是个办法。金军若想拿下京师，谈何容易？京城周长八十余里，如何可围？城高数十丈，粮食可支用数年，不可攻也！若在城内筑寨，而城外严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师，不逾数月，虏自困矣；如其退，即与之战。依臣之见，三镇之地也不宜割让！”

老将军豪爽，直言不讳反对议和。钦宗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