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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百灵庙之战

日本的华北自主方案，是准备把长城以北的地方，划给日本操纵的蒙古国，这个计划是由关东军负责推动。自从蒙古部族的德王，甘愿成为日本所操纵的傀儡之后，关东军当然是全力支持与装备德王的部署，帮忙他扩大伪蒙的版图，并计划由察哈尔入侵绥远。德王在得到日本的军事援助之后，开始动用兵力，侵入绥远，目标是先截断平绥铁路，然后指向国民政府在百灵庙所设的内蒙政治中心。一九三六年十月，德王的部队开始进入绥远境内，眼看中国的领土又要进一步受到日本的侵略与占领了。

由于关东军对于自己所训练的德王部队，信心十足，因此以为只需提供日本空军与后勤支持，德王的部队应该可以非常顺利地攻占绥远。关东军对于德王率部入侵绥远的军事行动，还特别发表日本对于内蒙战事不干涉的立场。

这时候，绥远省政府主席是由晋军的傅作义担任。德王在关东军以飞机、重炮的支持下，进攻绥远地区，引起了支持国民政府的其它蒙古部族之不满，而南京的国民政府，也已经将中央军调进了山西与绥远一带，因此蒋介石下令傅作义，对于入侵的德王部队，主动给与军事反击，中央军将会支持晋军作战。这是中、日之间，中国第一次敢率先对日本支持的侵略行动，采取主动的出击。

傅作义的晋军与支持国民政府的内蒙部队，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对于德王的入侵部队，进入大胆地攻击作战，傅作义以兵分三路、远程袭击的战术，包抄德王深入绥远的部队，虽然日本出动空军支持，对华军进行炸射，但是德王的部队仍然在百灵庙附近惨败。蒋介石下令陈诚指挥中央军的汤恩伯部，与傅作义的部队配合，乘胜追击，决心要直捣德王在察哈尔的商都以及张北之根据地。

华军在绥远百灵庙的大胜与反守为攻，使得日本关东军大感震惊，关东军认为假如中国的部队若真打垮了德王的部队，那么日本想要经营的蒙古傀儡政权，也就要烟消云散了，这甚至会影响到满洲国政权的稳定。因此关东军发出严重的警告，假如中国军队威胁到满洲国的安全，日本将绝对不会坐视。

正当中日双方有可能为了内蒙问题，面临军事冲突之时，西安事变却突然爆发，改变了整个中国局势的发展。

第十七章、历史的转折点，西安事变

表面上看来，“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学良挟持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停止剿共战争，以全力准备对日抗战的事件），似乎是一个突发的军事政变行动，它改变了蒋介石多年苦心推动的“先安内再抗日”的大政方针，也使得中共红军在最接近危亡的时刻，获得停战整编的机会。国共团结准备抗日的行动，却也刺激了日本决心提前对华展开全面武力侵略。中共的红军自此东山再起，利用抗战的机会全力发展壮大，最终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国共战争中，获得大胜而统治了中国大陆。而发动事变的主角张学良与东北军，却从此淡出中国近代的历史。

但是根据事实的分析整理，西安事变的爆发确是非常的戏剧化，但是却有其相当明显的前兆。促成蒋、张摊牌的直接主因，则是蒋介石不当的战略部署，有意要藉着剿共作战，同时消弱东北军与共军的实力。这点刚好又被张学良识破，造成张学良与东北军，不甘心成为在内战中被利用与牺牲的棋子，而失去抗日雪恨的机会。因此张学良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反抗这种不公平的安排。

17。1　事变之前的局势

而影响张学良最终采取兵谏行动的构想，不是中国共产党背后的策划，而是另外一个要角，西北军杨虎城的点醒。事实上，在整个西安事变从头到尾，张学良就没有要对蒋的个人安全，采取任何不利的措施，所以和平解决本来是必然的结果，而蒋介石在面对挟持时，也没有签下任何政治协议文件。最后促成张学良开释蒋介石的，一方面是张学良个人的决断，一方面是国内强烈的压力，当然斯大林全力的指示中共要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也发生一些作用。然而从史料看来，纵使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采取联俄容共以抗日的政策都已在进行之中，只是条件与时机也许会有些不同而已。

我们深入分析西安事变的三大要角，在历史中的微妙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及毛泽东的红军，在当时是处在一个非常矛盾与复杂的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