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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到今天，还是连一份国有资产清单都没有，更不用说有经独立审计公司审计过的国有企业财务报表，给老百姓看。

所以，我要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以前，“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缺位，或说是虚的。现在，我们应该将国有资产股份注入一个个“国民权益基金”，或者说就把国资委改名换姓成“国民权益基金”，然后，把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13亿公民手中，让他们明确成为这些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并允许他们自由交易这些“国民权益基金”股份。

这实际上是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这是民营化。

中国今天要搞民营化，相对要比当初俄罗斯、捷克的条件成熟很多。俄罗斯、捷克的老百姓当时对股票、债券、基金股份的价值完全没有认识，也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我1986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强制教师每月买国库券，工资的一部分直接以国库券的形式发放。我当时对有价证券毫无认识，认为它没有价值，等同废纸，所以随手就给了别人。我当时对国库券的认识和态度大概和俄罗斯、捷克的人们对私有化券的认识和态度差不多。但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了，中国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账户有一亿多，大家对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市场监管的问题虽然很多，但监管架构已经具备，也有近18年的经验。要搞民营化，中国人比当初的俄罗斯人、东欧人有经验得多，至少不会出现拿民营化基金股份换酒喝的情况。

问：目前中国如果进行大规模的民营化，其中的*和权钱交易是肯定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政治改革和私有化是否存在先后的问题？

陈志武：在一个缺乏对权力进行*监督的社会里，才更需要民营化，让缺乏制约的权力没有*的资产基础。因为民营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可以在政治上起到制约权力的效果。国有制让人民从属于权力，这一点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书中均有详尽论述。而民有制则有利于权力制约体系的建立，因为大部分人有了财产特别是资产性财富后，会增加中产阶级的规模，人们实现自己财产价值的愿望会更强烈，权利意识会增强，会更理直气壮地对权力进行监督和质疑。因此，在目前政治体制改革难有根本突破的前提下，进行民营化改革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提升中国的*。

问：罗马俱乐部在几年前曾经出过一本书《私有化的局限》，认为私有化是件好事，但有局限，推行私有化要趋利避害。在您看来，私有化的边界和局限是什么？是不是私有化的程度越高就越好？　txt小说上传分享

走出产权改革的误区（4）

陈志武：对一个国家，私有和公有的边界到底应该在哪里，取决于以下因素。

首先是这个国家的制度架构，是否有宪政*？司法是否独立？这些方面的实现程度越高，对公有制的支持程度就越高，因国有制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会越低，公有制的边界就越宽些。只有当公民对国有资产的占有、使用、处置拥有充分的监督权力时，委托代理成本才可能降低。这就对政治的*化程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苏联和东欧的历史已经证明，在没有宪政*和司法独立的情况下，所谓的公有制到底会是什么东西。

其次是人口的多少。新加坡、瑞典、丹麦这样的小国可以搞公有制，因为这些社会的人口才几百万，同质化程度很高，使管理者和人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低，减少委托代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而像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国企资产管理的复杂程度超过人们的想像，委托代理成本远胜过公有制能带来的任何好处。当然，一个办法是建立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管理13亿人的公有资产，但官僚体制人数多，在信息和资源上占有优势后，不仅道德风险会出奇的高，而且让老百姓在博弈中处于劣势。所以，中国如果在社区、镇、县这个层面搞公有制，也许有些可行性，但在全国范围内，要实现成功的公有制几乎不可能。

再次是跟一国的发达程度、发展阶段有关。前面讲到过，在中国需要高速工业化，需要建立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时期，经济靠投资驱动，那时，国有经济的比重可以高些，这有利于资源的集中投资，有利于快速工业化。但是，一旦工业化发展成熟，甚至出现产能过剩，国有资产比重太高，反而会切断经济增长对社会能产生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