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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关羽指挥不当,使蜀军由主动陷入被动,终至地失人亡。
关羽首战于禁告捷,使蜀军处于主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关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误认为固守樊城的曹仁已成瓮中之鳖,“有必破之势”,因而不是集中兵力迅速歼灭曹仁主力于樊城,反而分兵南下,渡过汉水,“遣别将围魏将吕常于襄阳”,《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并派遣游军进至许都附近的郏县。使本来力量就不雄厚的蜀军更加分散,结果是樊城攻不克,襄阳也打不下,关羽军在这两座坚城下耗费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士卒疲惫,士气低落。而曹操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得以派出大量部队,增援樊城。孙权也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联络曹操,运送兵员、粮草,进占江陵、公安的准备工作。当蜀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巨大危险时,关羽“自恃二城守固”,居然置之不理,继续围攻襄樊,致使后方基地很快丢失。
如果说,关羽的第一个失误还有因孙、曹勾结,偷袭荆州这样难以逆料的客观因素,那么,他的第二个失误则是无法原谅的。因为关羽在八月“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的有利条件下都没有攻破襄樊,到了十月旱季,就更没有取胜的希望了。而且魏将徐晃率援兵已到达樊城附近,“晃营距羽围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飞书与(曹)仁,消息数通,围里闻之,志气百倍”,《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更加坚定了守城魏军的信心,也使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有利于魏军而不利于蜀军的变化。因而,关羽继续围攻襄樊是毫无战术价值的,况且曹操已将孙权“讨羽自效”、偷袭荆州的计划透露给关羽,关羽如迅速返师回救,则荆州可保,蜀军可全。可惜关羽“犹豫不能去”,致使蜀军不仅受挫于徐晃,而且延误了回救南郡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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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4)
关羽所犯的第三个致命错误,是得知荆州失陷的消息后,不顾一切,冀图夺回南郡。江陵、公安并非蜀军战败而丢失,而是傅士仁、糜芳二将投降所致,东吴大军兵不血刃而得二城,其兵力未损一兵一卒,士气正旺,且据城为守,关羽以人心惶惶、疲惫不堪之师进击吴军,岂有得胜之理。更为愚蠢的是,关羽在行军退还江陵的途中,还“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责问其违背同盟。吕蒙乘机展开攻心战术,厚待使者,并使其“周游城中,家家致问”,使者回营,私相传闻,“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致使关羽军心被彻底瓦解,“吏士无斗心”同上。,及至关羽醒悟,吴军已合围了前来自投罗网的蜀军。关羽慌乱中败退麦城,为时已晚,只得束手被擒。如果关羽不去复夺南郡,而是向西与驻守在上庸的蜀将刘封、孟达会合,则尚可保存相当数量的有生力量,关羽父子也不至于成为潘璋、马忠的刀下之鬼。可见,所谓“关羽的指挥也是成功的”的论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正是由于关羽在指挥襄樊之役时不断失误,才步入了失败的泥潭。
2。强权外交,导致孙刘联盟破裂
敌国政治集团的斗争,着重军事自不待言,然而外交亦不容忽视。如果说军事是流血的政治的话,那么外交则是不流血的军事。敌国相争,争取奥援,无疑加强自身的力量。关羽失荆州,败死临沮,固然因素很多,然而其中刘备、关羽重军事而轻外交,导致孙刘联盟破裂,化友为敌,则是一大原因。
联孙抗曹,这是诸葛亮《隆中对》路线的外交策略。是时天下未定,群雄逐鹿,曹操集团在实力上明显占有优势,对刘备、孙权集团都造成严重威胁。孙刘相对弱小,利在结盟,共为唇齿,方能与曹操抗衡,一旦天下有变,两国可同心协力北伐中原,刘备集团从汉中、江陵两个方向同时出师,孙权则由合肥方向北伐中原,曹操集团就会三面受敌,首尾不能相顾,这是诸葛亮所设想的消灭曹操集团的最佳方案。反之“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因此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但刘备却对此不以为然,他并不理解诸葛亮的苦心孤诣,反而怀疑诸葛亮“交吴之深,而并疑其与子瑜之合”王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