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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初译者，我们的目标是，尽管原作艰涩难懂，我们一定得尽最大努力把它化开，使译文尽可能流畅，口语化。（我们二人都是北京人，难免有时还不自觉地打些京腔。）原书用波折号来标明对话，我们都改为我国读者更习惯的引号了。全书最后一章也是乔伊斯意识流创作方法中最典型的。全章共二十八页（原文）1608行，分八大段。只在第四大段和第八段末尾各加了个句号。此外，既无标点符号，句与句之间也无空白；而且除了一声火车汽笛声，没有任何外在景物的描写。开头及结尾各有个“yes　”（是的）。全章都是布卢姆的妻子摩莉的胡思乱想，有风流韵事的片断回忆，也有她对周围人和事的观察和反应，都像瀑布在一乱石间那么飞溅奔流。英文是用字母组成单词。至少原作在每个单词之间分别还留了空隙，再加上频频出现的“我”这个词和人名、地名的首字，还保留了大写，使得原作勉强可以读懂。中文是单字组成，专名词下也不再加线。所以如果照搬，译文势必比原作更要难懂。为了尊重原作，我们虽也未加标点，但为了便利阅读，还是在该加标点的地方一律加了个空格，算是一种折衷吧。

读《尤利西斯》首先得过语言关。全书除了夹杂看法、德、意、西以及北欧多种语言外，还时常使用希腊、拉丁、希伯来等古代文字，包括梵文。有时三个句子中竟混几种语言。要么就只取字头字尾。有些近乎文字游戏，但有时也表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例如在第八章，戴维·伯恩同大鼻子弗林聊天，突然出现一个很长的字：

Smiledyawnednodded其实就是“微笑哈欠点头”三个字过去式的连写。作者显然是用以表现三个动作的同时性。也许是为了加深作品的难度，作者经常使用一些生僻字眼。尤其是古语、俚语及行话。有些字早已失传，因而一般字典是没法查到的，例如Old　foggott　（十七世纪的土语“老妪”）或funky（十九世纪初叶的“害怕”）。都柏林土话如“rawmeah”　（胡扯），我们问过几位爱尔兰朋友，他们也感到茫然。即便极浅显的句子，他的写法也尽量不同于一般。例如“他的手从架子上拿到帽子”，“他的慢脚使他朝河边走去”。

中国文字形容声音的语汇本来就比较贫乏，《尤利西斯》偏偏这种地方较多。尤其是第十一章，简直是一篇用文字组成的交响乐。中译文只能表达出个大概来。

《尤利西斯》中的描写是包罗万象的，然而文章内容又各有重点，因而语汇也各异。第七章用的主要是新闻语言，我比较熟悉；第一及第五、六章多涉及宗教，洁若曾经接触过。第三章及第十四章谈哲学及医学，我们就得四处请教了。另外，关于音乐、天文、法律、医学等我们都是门外汉，名词术语我们没把握，都得到了朋友们的热心帮助。

当然，更难捕捉的是正文。这就谈到加注的问题。

我自己一向不赞成文学作品（不论创作还是翻译）加注，觉得是对阅读的一种干扰。三十年代还未走出校门，我就曾大胆地在天津《国闻周报》上对一位资深的翻译家所译的一部英国小说提出过批评，因而引起一场笔仗。那是一部以英国西部农村为背景的小说，原作在描绘乡野景物时，用了几十种野花野草的名字。这位译者大概属于可注即注派，就根据植物辞典，大量注出。我认为那不必要地干扰了阅读，因而开罪了先辈。

过去在译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菲尔丁的作品时，我还是力求在注释上尽量简约，如今译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情况就不同了。关于此作，既然乔伊斯毫不掩饰地表示过要故意把它写得令人难懂，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选择，是尽量少注呢，还是该注则注。这里找还想说明，我们心目中的本书对象既有一般读书界，又希望它对研究者也有些用处。这样一来，注就多了起来。像第九章，注与本文的篇幅几乎相同，因而只能集中在每章之后，而不能采用脚注的办法。

这种安排也是出于不得已，有违我的初衷。我看书就讨厌这么翻来翻去。大陆版和台湾版的《神曲》译文基本相同，然而台湾版的注均在本页上，读来就便当多了。可惜这种排法对我们这个译本行不通。

因此，我们是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来加这么大量的注的。就我个人而言，倘若不对某书进行专门研究，只是一般阅读，那么凡是不看注大致也能懂的，我就把注略去。比如，历史性质的注。一般的注主要是针对人地名等专用名词的。此书在这方面要注的数量已很不少，尤其由于乔伊斯十分喜欢套用古书或歌曲中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