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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吕不韦是商人世家，其父亲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这从吕不韦在拿不定主意之时向其父亲请教一事即可看出。

三是，吕不韦的父亲虽然还活着，但已经退居二线，其生意由吕不韦来经营，老头子只是起个顾问的作用，已经没有决策权了。所以吕不韦在打定主意之后对其父亲说：“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愿往事之”一语，分明不是向其父亲请示或与其父亲商量的语气。

四是，吕不韦的父亲既然已经退居二线，年纪肯定不小了，应当在六十多岁吧。那么，吕不韦此时也当在四十岁左右了。

人到四十，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也比较丰富了，思想也比较成熟了，考虑事情也比较周全了。很难想象，一个二十来岁的血气方刚的小青年会如此深谋远虑。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信息，吕不韦没有明说，但道理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商业利益最大化，是商人永恒的追求。

脸朝黄土背天的农民，一年到头胼手胝足还不能丰衣足食，这决不是吕不韦愿意做的事情。

经营珠宝生意，能够获利百倍，自然比农民强多了。但在已经成为富商的吕不韦眼中，也不过是小富而已。小富即安，这是小农意识，与吕不韦的思想格格不入。

吕不韦所追求的，不仅他自己要得到泼天富贵，还想泽被后世子孙。

二

在先秦的富商当中，卓氏是非常成功的。其家族绵延百余年，到了西汉时期，仍是巨富。范蠡先从政后经商，也非常成功。他在齐国经商化名鸱夷子皮，在陶地经商化名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范蠡致富不忘众乡亲，常常接济穷亲戚和贫困故交。范蠡年老之时，将生意交给子孙经营，“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吕不韦可能认识到，卓氏也好，朱公也好，都是富而不贵。若想“贵”，必须从政。范蠡是先经国后经商，而他要反范蠡之道而行之：先经商再经国。

他以为，那样，他才能做到“泽可以遗世”。

“泽可以遗世”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儒家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发达之后，就应为天下黎民谋福祉。所谓儒商，不仅仅指商人有文化，而且要有抱负，要有社会责任感。

吕不韦想留给后世的“泽”，应该有“达则兼善天下”的意思。联系到后来吕不韦发达之后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肯定，吕不韦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商人，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商人。

然而商人毕竟是商人。他的抱负再远大，也与其追求的商业利益紧密相连。他所说的“泽可以遗世”，当然包含为其后世子孙铺平富贵之路的意识。后来他潜移秦国国祚，可谓对“泽可以遗世”一语的再通俗不过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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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5）

所以，在吕不韦看来，唯有“建国立君”，才能实现其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商人，谁不愿追求最大的利益？

三

在中国，经商追求利益最大化，有时是做得说不得，有时是说不得也做不得。

为什么班彪班固父子大骂司马迁？因为在以“君子言义不言利”为传统道德被朝野一致认同的时代，司马迁敢于言利。

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最烦老百姓言利，最怕老百姓与其争利。他们极力营造上上下下“耻于言利”的氛围，希望“君子固穷”，希望老百姓都来“无私奉献”。大家都来“无私奉献”，那么谁来享受呢，不言自明。

其实孔子也是言利的，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清高。他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只要能得到富贵，就算替人家做车夫他也愿意。如果富贵不可求，那就只好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一句大实话，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至理名言。只有虚伪之人，才对一个“利”字讳莫如深，才将大胆言利者视为洪水猛兽。

为什么怕人言利？因为那些虚伪的人将天下人视为傻瓜，以为用虚伪的道德说教就能使天下人都“耻于言利”，都自愿放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让天下人耻于言利，只知“无私奉献”，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面对统治者的掠夺、压榨、欺凌，天下百姓都必须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还要山呼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