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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史稿·食货志》载，每有战事，清军的粮饷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商人们的捐助。文中说：“或遇军需，各商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于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

无论是在辛亥革命前后，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国内外的许许多多中国商人也都慷慨解囊。被誉为“万金油大王”和“报业大王”的胡文虎先生“爱国观念不敢后人”，在9·18事变发生后，率先捐出两万元支援东北军民；淞沪会战时，他又电汇一万元给十九路军。1941年，他捐献国币200万元作为对抗战伤亡将士的救济款，还买了50万元的抗日公债。在抗日战争中，胡文虎先生捐献的财物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情殷爱国，迥异寻常。”

除此之外，胡文虎先生一生中还为慈善公益事业捐款达2000万美元。1954年9月5日，胡文虎先生在美国夏威夷去世后，《星岛日报》专门发表悼文，纪念这位世界闻名的爱国商人、大慈善家。悼文说：

“现在胡先生虽不幸弃我们而长逝，但是胡先生的事业是不朽的。为着继承胡先生的伟大精神，就是仁慈与博爱，这一点如何发扬光大，乃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我们希望海内外仁人君子，与社会贤达，共同匡扶，长期于成，同人不敏，窃愿永久追随。

我们谨以此意敬告胡先生在天之灵，最后高呼：胡先生精神不死！”

与胡文虎先生一样，陈嘉庚先生也是爱国商人中的杰出代表。

陈嘉庚先生在辛亥革命时，就捐款支持革命党人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9·18事变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华侨大会上发出通电，激励华侨投入抗日爱国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召集南洋各地华侨举行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168人，正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被选为总会长。该会在南洋各地设有分支机构85个，总会设在新加坡，从多方面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自抗战以来，南洋各地华侨汇款回国平均每月就达2500万元。除了捐款外，该会还招募了3200多名汽车驾驶员和机修人员回国参加运输工作。

在经营工商企业的同时，陈嘉庚还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1913年起，在集美、厦门、闽南、新加坡，先后创办和赞助了许多学校。1924年创办《南洋商报》，唤起华侨投入反日运动。

他不仅热心在家乡办学校，而且在海外也热心侨胞的教育事业，资助建立发展爱国学校、崇福女子学校、中华女校、南洋女中、南洋华文中学、南洋大学等华侨学校。在经商亏损的情况下，宁可企业收盘，也绝不停办学校。陈嘉庚一生为了办学究竟捐过多少钱，人们已经很难算得清了。与陈先生交往较深的洪丝丝先生在《陈嘉庚办学记》一书序言中说，陈一生对教育事业所捐献的钱，如果当时买了黄金，估计相当于现在的1亿美元左右。

陈嘉庚先生有名言云：“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他经商30年获利1900万元，仅资助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就花去800万元。

1919年，陈嘉庚先生发表演说指出：“吾国今日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凡属财产家，宜捐其一部分振兴教育，以尽救国责任，国家存在，而后国民之幸福乃有可言。否则为犹太之富商，任人侮辱宰杀，生命且不可保，安从而娱乐耶？”为什么他致力于兴办教育呢？他认为这是“欲立国于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的唯一手段。

与陈嘉庚先生捐款时的大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和他的家人却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据其亲属回忆，他用餐常常是一碗番薯粥、一块红豆腐乳。平时，他身上的现款不超过5元，从不在外头乱花一分钱，连菜馆、咖啡馆也从未光顾过。他一生只看过一部电影，那是一部为筹赈会义演的片子。陈嘉庚不仅自己生活简朴，而且要求家人也过同样的生活，他的夫人给已经上学的儿子陈国庆买了一条领带，被他看见了，斥为浪费，不许给儿子用。陈国庆后来自己工作，才用自己挣的钱买了一条。

1961年6月23日，陈嘉庚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首都2000多人参加了公祭陈嘉庚大会，毛泽东送了花圈，誉之为“华侨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