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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信任，二是吕不韦亲自参与了此书的编著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自己满意了，才有勇气作出谁若增损一字奖励千金的承诺。

到底有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成为吕不韦的“一字师”呢？有没有人获得千金奖赏呢？司马公没有记载。

我想，很可能不会有人为吕大丞相的《吕氏春秋》“增损一字”。

天下哪有不能删改一字的文章和书籍？

没有人站出来为《吕氏春秋》“增损一字”，并非说明《吕氏春秋》“既尽善矣，又尽美矣”，也并非说明秦国及诸侯没有能人，恐怕是大家慑于吕大丞相的淫威而不敢造次。

而吕不韦恐怕也并非真的想使《吕氏春秋》精益求精、尽善尽美。他这样做，与其说他虚怀若谷、治学严谨，不如说他是在作秀，是在炒作。商人嘛，作秀与炒作是其看家本领。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的举动，可以视作一次广告宣传活动。这一炒，立即使《吕氏春秋》变得家喻户晓，连惜墨如金的司马公也在《史记》中记下了吕不韦的这一创举。

既然书名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当然要为自己负责。如果他任由门客们乱写一气，自己不加一言，他是不会如此重视、如此满意、如此自信的。这么说来，《吕氏春秋》虽非他亲自撰写，但肯定包含了他的一些思想和见解。起码，书中的思想见解与吕不韦的思想见解是相一致的。

《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讲得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但我们也能隐约发现，其中的许多道理，对经商也不无借鉴意义。

清代的乾隆皇帝组织一大批学者编撰《四库全书》，《吕氏春秋》自然是必收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有个比较恰当的评价：“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论者鄙其为人，因不甚重其书，非公论也。”

四

有人可能会认为，司马迁号称“良史”，但也有马虎的时候。理由是《史记》记事，有时前后矛盾。

譬如，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组织人著《吕氏春秋》是在被免官流放之前，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又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联系到文中的意思，“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分明是说，吕不韦被罢官流放到蜀地后，才“发愤”而作《吕览》。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有人认为《吕氏春秋》作于秦王政八年。理由是《吕氏春秋·有始览》之前有篇《序意》，开头就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维是语助词，“秦八年”即指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依太岁纪年，“涒滩”即“申”。而秦王政八年是“壬戌年”，不是“申”。对此，清人孙星衍解释说：“考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岁至秦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申为涒滩，吕不韦指谓是年。”

这时，吕不韦还任秦国丞相。两年后，即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吕不韦才被罢相。又过了一年，嬴政令吕不韦迁往蜀地。从《序意》标明的时间可知，《吕氏春秋》应该完成于秦王政八年。

吕不韦令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之时，肯定还居于相位。否则，他被罢相流放之后，是没有机会下令将《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城门的，更不可能有“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豪爽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时并没说“世传《吕氏春秋》，而是说《吕览》。

难道《吕氏春秋》又名《吕览》？

我们知道，《吕氏春秋》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吕览》很可能是专指《吕氏春秋》中的“八览”：“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

而《序意》序的是“十二纪”，不包括“八览”和“六论”。于是，有些学者便断定，《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作于秦王政八年，“八览”和“六论”则作于吕不韦被罢黜之后。

而《史记·吕不韦列传》明明说《吕氏春秋》完成时，吕不韦还任秦国丞相。“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万言，以为备天下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