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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公有制的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财产必须公有，权力也必须公有，即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在社会主义，既要防止公共财产被私有化，但也要防止公共权力在使用过程中被私有化。社会主义的*，体现为财产私有化和权力私有化。

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所谓文明，否定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反对阶级斗争，不过是树立于压迫者和反抗者之间的一道篱笆。从革命到反革命，就是官僚们的演变之路。贪污普遍化之后便是官僚特权化，官僚特权化比之贪污更可怕，因为这是官僚阶层与百姓公然的对立。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属于人民。领导人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有违人民利益，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和平演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构成了最大的利益威胁，是一种最大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迫使领导人在行驶公共权力的时候，最大限度的合乎人民利益呢？如何防止领导人，甚至最高领导人的*呢？这是一个关系到全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在实践中，党也被异化了，那怎么办？正如掌握了舆论权力的集团往往将监督权力用于牟利而不能成为服务于弱势群体利益的集团；正如消费者委员会应该是一个为消费者服务的集团却异化为一个为自身利益服务的集团；党应该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集团，如果异化为一个为集团利益服务的集团，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必须要开展文化革命。

不理解文化革命的思想，就不能理解毛泽东。

毛泽东在改革以前已经就有过关于改革的负面想法，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诚如韩德强所言：“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才发现，毛主席确实看的比我们远，远得很；毛主席确实比我们高，高的很。”是啊！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从革命到改革，所走过的，是一条从劫富济贫到劫贫济富的道路。以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行进在在一条逆反于革命的道路、与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这些毛泽东内心所担心的现象和后果，全都出现了。很少人提起，《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然而，对于党，毛泽东死后的故事，却是一个张冠李戴的故事。张冠虽然是李戴，但因此而带来的信誉损失，却属于张。无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以披着羊皮的狼的作为来批评羊否定羊。

其实政治不过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所讲的是经济利益的分配。从事政治运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争取的，不是将更多的经济利益分配与作为强势集团的商业性质的或官僚性质的少数人，而是分配于人民。如何*所针对的，就是一切*分子。萨特说的没有错。每一个*分子都是一条狗。还有的右派分子是在争取做狗，同时妒忌着已经做好了狗的那些右派分子。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是对内掠夺，美国政府是对外掠夺，所以更倾向于选择一个对外掠夺的政府，为什么就不能选择毛泽东的理想呢？

从来所谓左派，在理论上，往往是各有各的一套。左派最大的问题就是闹分裂，就是存在许许多多的机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只有毛泽东思想能为左派提供保持一致团结奋战的可能性，只有毛泽东思想能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看来，我仍然是怀念毛泽东的。

七

保罗·斯威齐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1994年1月号）一文中说道：“资本主义现在几乎一统天下。但是我们确信，资本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为完全破坏性的力量，而且完全不能满足人类或其自然栖息地的长期继续生存的需要。如果这样，那么新的革命浪潮将不可避免，而且哪里有革命，哪里就会需要文化革命。只有到那时，毛泽东真正的历史地位才能被充分认识！”

“资本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为完全破坏性的力量。”——此言不虚！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组织机构，本身存在巨大的法定制度缺陷，它们像是一些毫无人性的庞然大物，比此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暴君都要残酷，因为它们本质上是利益驱动的，只知道追求利润而毫无公共责任感，在该承担责任的时候，公司的实际获利者们又总是能够以法定破产制度为其逃避所有责任的退路。三鹿就是一个为不少中国人所铭记的典型。资本主义不但落入到消费主义的陷阱中不可自拔而疯狂挥霍着地球资源，而且还完全可能毁灭世界。试看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52年总统竞选时说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