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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的就是个大男孩，Lee　Keon　Young，英文名是John。这个人可逗了，上课就睡觉，下课就精神。又高又瘦的，装扮很“潮”——耳环、蓬头，脖子上挂个项链，项链上坠两个戒指。他说：今后谁和他结婚，其中一个戒指就给谁。

后来我们才知道，每一个韩国人的名字都有汉字相对应，John就能用繁体汉字写出他的名字——李建荣，他让我教他中文发音，特别要注上四声的声调。

John一睡觉，老师就站在他的旁边讲课，直到他醒来，然后很关心地说：昨晚又没有睡好觉吧。课堂里“轰”地笑起来。John的考试总是玄玄乎乎的。

说说我们同学中的美国人。

实际上有深交的并不多，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语言远远没有达到能和他们自由、深入交流的程度。同时，美国人对中国、中国人的了解和了解的兴趣，也远不像传说的那样多。几乎是全体的美国人毫不动摇地认为：美国是世界的中心、第一和主宰者。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还是切身地感觉到，随着这几年中国的发展，的确让世界给予中国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课堂还是媒体。

我们开玩笑地说：不管你说好话，还是说坏话，你都必须要说中国。

当然说好话的时候是很稀有的。

上Managerial　Economics（管理经济学）时，有个纯美国人，名字是Houston　Willie。

为什么会有个“纯美国人”的概念，因为现实中美国人的来源特别复杂，什么“裔”的都有。我们一般认为，从父辈开始就在美国生活的才能相对更像美国人一些。还有，“纯美国人”的意思就是非常纯朴，有点“傻”。

Willie是特别虔诚的基督教徒，成天开一辆极破的“福特”车，那车开起来一蹦一跳的，浓烟滚滚，年代久远得过两年就是“古董”车了。我们同住一个小区，他要是回来，离着一英里我们就知道了。那车除了前挡风玻璃，四个车门缺两块玻璃，平时用两块黑色的塑料布遮着，自然难挡风雨。一天晚上，大雨忽至，灌了半车水，他懊恼得不行。

形形色色，我的同学（4）

在一起久了，知道Willie　的家庭是非常富有的，但是除了他住公寓的租金是家里代付的，其余学费、吃饭、所有花销统统自筹，只有每个周末才可以回家蹭饭吃。自己的费用主要靠打工，而且打工收入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多，他都会自觉、主动地捐给教会。

我们熟了，就劝他换车，“吵死人的，而且冒黑烟，又不环保”。他两手一摊：“没有钱。”透着无奈。

“找你老爹呀。”这是我们的思维。

他很诧异：我一个年轻、健康的美国人，给我鼓励就行了，不要施舍。

我特别佩服美国人的这一点。

开始，Willie没事就往我们宿舍跑，到了吃饭时间，我们客气一下：“吃饭吧？”其实是想让他走，就没有准备他那一份。

嘿，这Willie，哪里知道中国人的假客气，欣然上桌，什么好吃吃什么，搞得我和茂林都没有吃饱。

他吃饱了饭，就和我们讲《圣经》，约我们去教堂，敢情是来传教的。对基督教，我们并没有其他特别的认识，只是学习压力的确太大，基本上次次都拒绝了Willie。

每一个基督教徒对传教、发展新教友好像都有一种特别锲而不舍的精神，几乎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Willie常常来，倒成了我们的负担了，要陪坐，还要管饭，有时一坐就是半天，你不理他，他就看书；你要和他说话，他就和你讲主啊、父啊、《圣经》什么的。

Willie很喜欢中国菜。有一次我们做的红烧排骨，Willie一口咬下去，当时眼睛就瞪圆了，“Bone？！”意思是“还有骨头？！”那个表情，我现在都记着。一般美国人吃鱼、吃肉都剔骨，难怪他没有思想准备。

僵持了一段时间，Willie终于不来了，大概觉得我们太冥顽不化，不可救药了。一学期过去，也没有看到Willie再来上课，可能去挣学费或周游世界去了。

另一个同学叫Harding　James，我们和他的关系比较具有功利性。

我们是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Operation（国际运作管理）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