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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嚭这个奸贼因为和伍子胥有嫌隙，就在夫差面前构陷伍子胥，说伍子胥把他的儿子送到齐国去，是为谋反做准备。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派人赐给伍子胥属镂剑，让他自杀。临死前，伍子胥子胥仰天长叹，对门人说：“你们一定要在我的墓上种一棵梓树，将来做我的棺材；一定要挖出我的双眼，放在吴国的东门上面，让我能够看到越兵攻入吴国的都城！”伍子胥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来，置吴东门上，幸灾乐祸地观看越兵的入城式。伍子胥自刎而死。至今苏州尚存胥门。

伍子胥的临终遗愿大大激怒了夫差，夫差把伍子胥装进“鸱夷”—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里，压上石头，投到江里，让他永远浮不上来，作为对伍子胥临终遗愿的报复。

夫差赦免了勾践。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最终于公元前473年伐吴，彻底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而死，自杀的时候蒙着面孔，说：“我没有脸去见伍子胥啊。”伍子胥一言成谶。

伍子胥死时，是公元前484年左右，吴国人觉得他死得冤，都很同情他，为他在江上立祠，命名叫胥山。民间传说伍子胥被投江的这一天即为农历五月五日。所以东吴的风俗，端午最早是纪念伍子胥，而不是屈原。

【个性点评】

端午节这一天，江浙一带最早祭祀的其实是伍子胥而不是屈原。只是因为伍子胥没有屈原名气大；而且在正统意识形态看来，伍子胥先叛楚国，后叛吴国（剜眼以观吴国之亡），是个地地道道的叛逆。况且伍子胥不仅仅两次叛国，而且还把楚平王的尸首拉出来鞭尸。这样一个性格激烈的人，这样一个极端分子，是不符合圣人的“中庸之道”的，因此虽然伍子胥比屈原早死二百多年，虽然江浙一带的百姓早就把伍子胥当作潮神崇拜，但是在官方的节日谱系中，自比香草美人，只会自怨自艾的屈原仍然被扶正为端午节的主角，享受着不属于他的祭牲之礼。

伍子胥：用空洞的双眼，目击你的死亡（2）

伍子胥和屈原，一个是睚眦必报的武士，一个是怨而不怒的文人。本来是纪念两个人的端午节，在今天却蜕变成了单纯的粽子节和龙舟节。人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仅仅想起了一个图腾化的会写诗的骚客，同时还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伪劣的黑粽子。

韩国不是要拿“江陵端午祭”申遗吗？我倒觉得端午精神反而更符合韩国精神—韩国精神中的刚强，韩国精神中自尊、知耻、忘我、利他的春秋人格，韩国精神中不向国家强权低头，对强权的清算，不正是端午精神的最好继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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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盎：真理就是狗皮袜子（1）

历史就是这样让人不可捉摸，论才气、口才、权术，晁错都在同时代的袁盎之后，更关键的是，二人关系一直非常僵化，更更关键的是，晁错被腰斩于市，就是袁盎的主意。然而，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后世的人气指数居然一直屈居晁错之下，匪夷所思啊。

袁盎和晁错年龄相差无几，只是两个人素不相能，以至到了互不理睬的地步。袁盎不喜欢晁错，只要有晁错在的地方，袁盎就离去；只要有袁盎在的地方，晁错也就离开。两个人从来没有在一起谈过话。

吕后时期，袁盎曾经当过吕后侄吕禄的家臣。汉文帝时期，在哥哥的保荐之下，袁盎做了中郎。袁盎为汉文帝所看重始于这样一件事：

当朝丞相周勃很受皇帝敬重和礼遇，对此大家早已习惯和接受。有一次早朝之后，也许是尿急，周勃顾不上散朝不能疾走的礼节，急匆匆走出朝堂，显得十分踌躇满志。汉文帝是个厚道人，对此并没有放在心上，但袁盎却受不了，他话中有话地问汉文帝：“陛下对丞相有何评价？”皇上说：“他当然是国家的重臣。”袁盎想也没想就答道：“在我看来，丞相最多算是常说的功臣，根本称不上是国家的重臣。国家的重臣能与皇上生死与共。当年吕后的时候，诸吕掌权，擅自争相为王，以至使刘家的命运气若游丝。那个时候的周勃正做太尉，手握重兵，他却没有任何作为。等到吕后逝世，在大臣们共同发难，反对诸吕之时，周勃顺应形势，利用所掌握的兵权，最后才有功于朝廷，所以他只是功臣而已，离国家之重臣还有相当的距离。他连国家的重臣都算不上，可我在他的脸上经常可以察觉对皇上所流露出的骄傲和不屑，而陛下您却谦虚退让，我认为这样很不正常。”一席话说得恰如其分，刚上台的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