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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了，连忙恳求道：“老师您收下我吧，不是能试读半年吗？我半年肯定瘦下来，我要是瘦不下来您再不要我！”性格决定命运，此言极是。换了其他女孩子可能一听说自己胖，早灰溜溜地回家哭去了。我却不肯，因为我在孤注一掷，考不上北京人艺，我当时的处境用走投无路形容也并不过分。

那是1981年初，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很多知青、社会青年回到学校，和应届生一起挤独木桥。我也不是应届生。我1979年考过一次大学，因为被初恋搞得五迷三道，差20多分没考上。第二年再考，我爸每天中午都从单位往家跑，给我冰上一瓶北冰洋汽水，做一顿饭。后来我受不了，临阵脱逃，跑到青岛姑姑家去了，没几天又被我爸接回来。我连大街上给人看车的老头老太太都羡慕，起码他们有个职业，干活儿干得理所当然，也没人嘲笑他们。每一个孩子，在这种生命的转折期都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只是成年人不知道罢了。父母总叫孩子再努力一点，再用功一点，哪管孩子已经够茫然和无助了，哪知孩子的心早就飞到男朋友那儿去了。

我还并不知道人艺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只是第一次看到首都剧场那气派就暗自惊叹：“这个单位不得了！”于是考上北京人艺是我惟一的出路，如果我还不打算真去卖酱油的话。

“老师，我还有好多本事呢，我会学老太太！我就是从来没减过肥，您让我试试吧！”我一再地恳求着，根本不考虑面子不面子。

就这样，我也通过了复试，并在三试之前把报考人艺的事告诉了父母。

我爸听说我考演员过了前两关，完全不责备我三心二意，领我去见一位名叫周稷的阿姨。周稷阿姨是“文革”前的中戏表演系学生，我爸请她辅导我怎么做小品。她教我朗诵，给我辅导小品。临考的前一天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丹丹你记住，你走进考场的时候，自自然然的，朴朴实实的，大大方方的就行。”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一直将它深深埋在心里。它不仅指导着我如何演戏，也指导着我如何做人。

会哭就没问题！

人艺三试是在一个大的排练厅里，全体老师一同出席，考生则参加专业课和文化课的考试。专业课考试时我先朗诵了一首泰戈尔的散文诗，他的诗充满幻想。然后我接到了我的小品题目：妈妈病危，给爸爸打电话。

我的右手食指在空中急急划圈儿，作拨电话状。写到这儿，我不得不向大家说说我爸的名字。

我爸小时候在老家叫宋明东，十几岁时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就给自己起了个革命的名字。这名字学问太深了，“汎”，字典里没有，一般的汉字输入系统里也没有。念起来要多气人有多气人，叫“送饭”。光是“送饭”也还好了。小时候，和同学一起参加公审大会，身负各种罪名的犯人一一拉出来示众，姓张的叫“张犯”，姓李的叫“李犯”，偏有一次碰上一个姓宋的。“现在把宋犯拉出来枪决。”公审员话音一落，“刷”，同学们全都把头转向我，我简直羞愤难当。

还有我妈，本名常花珍，在投奔革命的路上看见大海，她说自己像大海上的一颗星星，于是改名叫“海星”。她就不知道海里有种动物也叫海星，写下来跟她的名字一模一样。小孩子之间开玩笑总是很残酷的。我有个同学就曾经拿着本画儿书来给我看，指着上面一只张牙舞爪的大海星说：“宋丹丹快看！这就是你妈！”所以我小时候觉得自己处处都很倒霉，连父母的名字也惹人笑话。

这都是旁的话。又转回那天的三试考场，我给我爸打电话告诉她我妈病了，手指在空中急急划圈儿。

“喂？请问宋汎在吗？”

“噗哧”一声，我听见底下有人小声在笑。该死！我的心“咯噔”一下，注意力顿时集中起来。这时候蓝天野老师扮演电话中的对方说：“你打错了。”语气缓慢沉着。

我又重拨一遍，再问：“喂？请问宋汎在吗？”

“你打错了。”还是蓝天野老师的声音。

我有点儿慌神，但只有继续划圈儿，手指开始微微发抖。

“喂？请问宋汎在吗？”这一次，蓝天野老师没有说话。我等了一会儿，又对着“电话”说：“那您帮我找一下他好吗？”又等了一会儿，我想象“电话”那一端“爸爸”应该已经过来了。

“爸，我妈病了，住院了……”刚说到这儿，我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被刚才那些小障碍给吓的，可能是紧张，也可能是委屈……总之我那么意外地当众大哭，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