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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没有岳参加。岳烛远说的，逮捕我时他正在南阳，那就很有可能岳在南阳对我的问题和汤恩伯共同策划了的。当时我向岳表示，我这次是受了冤枉，孙加给我的三条罪名都不是事实，是没有根据的，首先我现在不是共产党，鼓动军队更没有事实，逗留不前更是笑话了，在我被捕前孙还有电报要我暂留洛阳可查，显然是陷害了。我当时要他帮忙，他表示愿意帮忙。我当时考虑这证明情况还不太糟，如果很严重，就是说他们已？？掌握了什么材料，认定我是共产党，岳烛远就不敢去看我，要看我去就是收买或威胁、利诱。但是，岳烛远来看看我就走了，这可以供我揣测形势。

到1941年底，到了12月初的时候，就把我从军法监部拘留所转移往一战区政治部。从政治部的工作性质设想，很可能是到政治部解决“？？有共产嫌疑”的问题，但是去政治部前和到政治部后，统没有人向我宣布去政治部的？？因和到政治部以后要我做些什么，到政治部后我也只见到一位科长，这位科长什么也没和我谈过。这时政治部主任是陶峙岳。送我去时，有个带枪的兵押着，先到政治部办公处所在的一幢小楼去，在他们以外的院子里等着。以后出来一位主管我这案子的科长，瘦高个子，南方口音，瘦长脸，年近四十的样子。他们事先都是准备好了的，没有多讲什么，他便要一个警卫的宪兵排长把我带到和他们办公室对面的一处平房的地下室去看押。洛阳、西安有种地下室，类似窑洞的挖法，向地下挖很深，这里冬暖夏凉，有钱人家才能挖得起这种地下室。新五军洛阳办事处长王松筠的后院就有这种洞，可以避暑和防空。关的那间房子像是？？来宪兵住的，两边摆四张床，以后这位排长和我一起住在这间房里，同住在这间房的记得还有一位。排长是北方人，河北口音，中等身材，只有三十以上年纪。科长把我交给宪兵时，同时叫他们给我送了一本三*义，一本建国大纲。我到那里，实在看不下去。看管我的宪兵排长也跟我住一间屋，他有好些小说，如三国、水浒，我便从排长那里借来天天看这些书。他们把我往这里一放又无人过问了，从我去到我离开，这位科长没有和我谈过有关我案情和思想的问题，政治部除看押我的一位宪兵排长外也只见过这位科长，再没有人和我谈过话，也没有受过审讯，这位科长和我见过两到三次面，统没有多讲话。家里可以去看，在一战区关着时，来人看还填会客单，在这里就到住的屋子里看。生活也不坏，每饭大概有一菜一汤，在送我去西安以前，由这位宪兵排长监视，出去洗过一次澡。可见形势对我还好。我当时想大概问题不像初来那时严重，他们没有抓住什么把柄。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什么野蛮的刑讯，这与当时我还是一名国民党的少将副师长的身份有关，对有这样身份的人用刑，他们认为也不像话。但是，战区的执法总监部对犯人是用刑的。这以后我才第一次要彭文找皋海澜向这位科长说情。皋和我本来素不相识，但当时洛阳实在无人可托，利用皋是徐州濉宁县人，那时徐属八个县，在外称徐州同乡，皋当时是战区兵站总监，是一个旧军人，就以同乡关系去找他帮忙。以后皋回复说，那位科长说我看不起他，皋还推测说，是不是他想要点钱。我被捕后家中生活已很困难，更无钱送他，这件事就如此算了。

狱中岁月（4）

在政治部大约有一个月上下的时间。快到冬季，旧历十一二月了吧，岳烛远又去看我一趟，是那位科长送他去的，送到他就走了。岳烛远这次见面才说：这里反映，给你送三*义、建国大纲看，你不看，每天只看三国、水浒。岳说这话也不是认真怪我才说，只是随便说说。岳当时确实认为孙殿英有意加害于我，“*”中，他向专案人员说：“靖任秋是共产党员，我早就知道。”但在1941年见到我时他认为“新五军是戴笠向蒋介石担保成立的，内部有戴的军事特派员和随军调查人员，绝不会允许一个共产党员靖任秋充当他的师长”，“我断定他已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因此，我才敢于以黄埔同学的关系将靖介绍给戴笠，并请戴引见给蒋介石的”。岳还向专案人员说：“我感到孙殿英怕靖任秋走在他的前面（指1941年秋见戴见蒋），今后不仅不能为他所用，一旦发生事故，就有取而代之的危险，所以孙殿英才诬告靖任秋是共产党员”，“当时，我想孙殿英是个老狐狸，有意破坏军统局的威信，真是可恶已极”，“因而，我给了一个电报给戴笠，要求戴笠电请长官（指胡宗南）释放靖任秋？？？？我又以全家性命保释靖任秋的函件，寄给胡宗南”。岳烛远因为当年有这些认识，所以才在这次来政治部关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