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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PARC、贝尔实验室和阿帕等机构的身上，我们能了解到许多有关创新的知识。这些机构有着不同的方法和文化，但它们的成功无不展示了领导、资源、愿景、人才和信任恰当结合所蕴涵的巨大潜力。

放大人类智慧

阿帕的领导层发扬了布什博士在战时大力提倡的若干哲学思想。该机构致力于资助高风险研究项目，从民间招募精英工程师和科学工作者，并维持尽可能最少的上层官僚结构。到20世纪60年代初，计算和通信在军事技术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阿帕及时地成立了“信息处理技术处”（IPTO）。技术处的第一任处长是利克里德（），他远见卓识，善于言谈，又兼具物理、数学和心理学学位。

和之前的布什博士一样，利克里德深信，计算机总有一天会变成提高思维和创造力的工具。他写了一篇名为《人机共生》（Man…puterSymbiosis）的文章，预见性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技术处处长一职的任期是两年，每一任处长都亲自挑选接班人，利克里德开放式询问的愿景由此得以维持并发展。任期结束后，处长们会回到各自的研究或事业领域，鼓励学生与员工继续完成使命。

不管你是读写电子邮件，打开工作表格，输入备忘录，在线支付账单，或者单纯地浏览网页，你都要用到图形用户界面、局域及全球网络系统。这些东西，都出自信息处理技术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助的项目。在阿帕赞助研究的这段黄金年代，大学和企业实验室携手完成了众多突破性实验，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创造出今人习以为常的全新强大数字工具。有了新的位映显示器，才成就了屏幕上的图形和数字排版，笑脸图案才从：）转换成J。有了鼠标，你才能在全新的虚拟空间纵横驰骋，从而又诞生了当今个人电脑普遍采用的“即点即得”式界面。

保罗·巴兰（PaulBaran）年轻时在兰德公司当研究员，这一时期，美国国防部意识到，由于现行战略指挥命令系统过分集中，很容易遭到攻击。巴兰带领团队研究了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在遭受中风一类重大创伤后如何恢复，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长途通信网络模型，它类似于渔网，有多重节点，能让通信信号自动绕过受损区域。

他们发现，倘若网络中的节点超出所需三倍，那么总能找到一条可行的信号通路。“我们找出了这个神奇的特点，”巴兰回忆说，“但却不知道该怎样建立这样的网络，因为所需的数字技术才刚刚从实验室里孵化出来。”他和同事的最初目的是建立一套能经得起核攻击的数字指挥控制网络，最终结果是捣腾出了奠定互联网运行基础的包交换技术。

第3章　灵感的创新（5）

图形用户界面的开发者之一，阿伦·凯（AlanKay）素来相信，预见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未来。我跟他聊了好几个小时阿帕的黄金时代，他那种“让人人都用上电脑”的热情颇具传染力。“20世纪60年代我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阿帕，对那儿的印象就是‘阿帕之梦’…计算机的最终命运，就是建立一套全球网络，让它变成所有人的智慧放大器。要不是利克里德一开始就想到了这一天，我想我们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他说。

信息处理技术处的领导们不仅在电脑如何带动生活进步方面有着共同的愿景，就怎样最妥善地运用政府资金鼓励渐进改革与激进变革的问题上，也有着一整套的想法。他们认为，身为创新干事、天才人物的幕后推手，自己有责任描绘宏观图景，勾勒出整个社会将面临的挑战。可他们并不给受资助的团体强加具体目标或理论。阿帕在各家大学和实验室寻找精英组织时，从无地域偏见，而且会为不同背景的科学家团队提供资金。它大范围地签署长年合同，让研究生靠着资助读完博士课程。这样一来，学界的初生牛犊们便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这是实现重大科研突破的必要条件。

文特·瑟夫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研究生时，参与了阿帕网的开发，后来他到斯坦福做了教授，又在互联网的创建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下基层来解决问题的研究负责人给了研究生们相当大的行动自由。”他回忆说，“基本上，阿帕能够相对自由地决定谁要去干什么。他们接下来的问题，尽快找出最聪明的人，之后问他们，‘你能解决这事儿吗？’要是能，阿帕就付钱给他们，容他们放手去干。”

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Engelbart）在SRI的“增智研究中心”就曾受过阿帕的资助。恩格尔巴特最出名的事迹是发明鼠标，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