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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

我挺奇怪，问为什么。

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对方说，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自己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她们必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真的是天经地义之事。

隔日我们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是的，只不过是“碰”了那犬一下。只不过它叫着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儿瘸，稍微而已。法国青年却将车停下了，去找养那只犬的人家。十几分钟后回来，说没找到。半小时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那法国青年说他还是得开车回去找一下，说要不然的话，他心里很别扭。是的，他当时就是用汉语说了“心里很别扭”五个字。而我，出于一种了解的念头，决定陪他去找。终于找到了养那条犬的一户农家，而那条犬已经若无其事了。于是郑重道歉，于是主动留下名片，车号，驾照号码……

回来时，他心里不“别扭”了。接下来的一路，又有说有笑了。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正如我们的翻译，不那么做就“心里很别扭”。

中国也大，人口也多，百分之###十的人口，其实还没达到物质方面的小康生活水平。腐败、官僚主义、失业率、日愈严重的贫富不均，所有负面的社会现象，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文明，只能从底线上培养起来。上一个世纪初，全世界才十六亿多人口。而现在，中国人口略少于一百年前的世界人口总和而已。

所以，我们不能对于我们的同胞在文明方面有太脱离实际的要求。无论我们的动机多么良好，我们的期待都应搁置在文明底线上。而即使在文明的底线上，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方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袖手围观溺水者的挣扎，其乐无穷，这是我们的某些同胞一向并不心里“别扭”的事，我们要想法子使他们以后觉得仅仅围观而毫无营救之念是“心里很别扭”的事。比如随地吐痰，当街对骂，从前并不想到旁边有孩子，以后人人应该想到一下的。比如中国之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难道是天经地义的吗？我们听到了太多太多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理论。当并不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被说成仿佛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时，上公共汽车时也就少有谦让现象，随地吐痰也就往往是一件大痛其快的事了。

中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那就是——文明概念在高准则的方面的林林总总的“心安理得”，怎样抵消了人们寄托于文明底线方面的良好愿望？

我们几乎天天离不开肥皂，但肥皂反而是我们说得最少的一个词；“文明”这个词我们已说得太多，乃因为它还没成为我们生活内容里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需要中国有许多父亲，像那位法国父亲一样自然而然地体现某些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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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需要补课吗？

80年代以后，“差距”二字，几成国人口语。改革开放伊始，门户渐敞，欧风徐入，吾往彼至，两相比照，于是我们“猛了”地发现了自己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别。那区别意味着显而易见的落后。那落后令我们汗颜。于是在惊呼“差距”的同时，油然而生自觉“补课”的迫切愿望。

要补一些什么课呢？

首先要补经济发展模式一课；还要补上企业管理方法一课；科研水平也不能再居人下游了；教育的理念更应迎头赶上；至于国民文明素质，那还用说吗？哪一个国家的人不希望别国人夸自己是文明的人呢？……

一言以蔽之，中国人迫切想要补上的，差不多是完完整整的资本主义一课。对于中国人，资本主义终于不再是洪水猛兽，只不过是“一课”而已了。一批又一批形形色色出国考察的人士，所怀着的，仿佛皆是一种朝圣拜贤的心理。而归国后所作的一场场不同屋顶下的报告，口径却都是空前一致的——不但存在，而且比我们自己想象得更大，也更多。“课”不但必须补，而且时不我待；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思想要更解放一些……

时至今日，我们确实补上了不少方面的“课”。那些“课”补得很及时，亦殊破禁忌。对于中国之崛起，助推作用不言而喻。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