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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民主、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单纯的科学并不存在。一个人说了算，缺乏民主，片面追求科技就是生产力，就会毁林造田，盲目大修水库，大炼钢铁……毫无疑问，在一定范畴内，以上做法都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但是由于缺乏其他保障，“播下的是龙种，而孵出的是跳蚤”。

CCTV－10播出过我拍的《唐师曾走马黄河》。我在河南、山西、陕西黄河大拐弯处跑了很长时间，采访了当地群众。那里有一座巨大的三门峡水库，当时，这座水库严格按照科学计算，可是动工后，中苏因政治分歧决裂，水库蓄水没有达到科学计算的水位，而使数以万计的文化瑰宝遭到破坏，人民迁徙，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日本是典型的科技主义国家，一门心思地“脱亚入欧”，近一个世纪保持科技先进，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在精神层面却空洞单薄。德国肯为谋杀犹太人向全世界谢罪、赔偿，可是日本至今不承认“慰安妇”、“南京大屠杀”……这与科技主义疯狂追逐权力、利益的价值观有直接的关系。

亚洲没有经过欧洲的启蒙运动，政府与国民普遍存在盲目种族优越感，根据功利限制信息来源，领导人为自身政治利益胡乱强调国家意志。在这种环境下，科技主义推动商业社会，必然不尊重生命。士兵一面甘受长官的非人虐待，一面邪恶地蹂躏比自己更弱小的种群。他们缺乏希腊、罗马的人文精神，缺少奥林匹克“费厄泼赖”的体育精神。科技主义造成情感退化，奥运冠军靠兴奋剂出奇制胜。新人类缺乏坦诚交流的能力，缺乏想象力、感受力，把人与人的交流简化为获取信息、获取商业利益。信息消解知识，知识消解智慧，而数字化和互联网，更是助长了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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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12）

我们的力量与我们的知识成正比

在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之前，康帕尼拉（Campanella）就说：“我们的力量与我们的知识成正比。”（Tantum　possumus　quantum　scimus。）

培根力主对科学目标和对科学方法的研究同等重要，如果人的本性不改变，那么一个世纪的发明，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制造更大的问题。所以，对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的教育，应该更普遍、更自由。

刚才用一大堆废话作了铺垫，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新发明的“语像”上。“语像”的发明，源自我以往的日常工作，那就是传真照片。党培养了我的世界观，我以我的科学知识、社会知识指挥自己工作。我确定自己的采访题材，通过技术手段表现我的采访目标。我靠我的体力背长枪短炮，我靠我的牛马劳动四处奔波，“扫大街”，把社会上的鸡毛蒜皮“扫”回来，编辑后交给组织，把满地鸡毛变成一朵朵金蔷薇，这就是新华社每天向全世界播发的传真照片。

拍不拍、拍什么是我的事，发不发、怎么发是党的事。当然，这中间也有我的个人突破，比如卡扎菲、萨达姆都给我签过字。撇开他们的为人、政治生涯不谈，作为记者，我能在一线和他们正面接触是我的手段。有人批评我说，唐老鸭，你除了有他们的签名、与他们合影，其他什么都没干。我认为这么说不公正，我的职业是摄影记者，我已经拍完新华社要求我拍的照片，工作之余，我还能合影，还能写特写，还能写畅销书。我已经超额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了。领导我的历任摄影部主任徐佑珠、徐祖根都称赞我干得好。现在的徐祖根主任甚至当众说：“唐老鸭的拍摄、写作水平比我和我们这些人都高。”难道你们非要我从沙龙嘴里弄出什么情报来？公开使用的信息才叫新闻，秘密使用的那叫情报。我希望我的读者通过我的书“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这是海湾战争后，我在我的第一本书《我从战场归来》前言里写过的一句话。

那天，我把萨达姆的签名贴在网上了。好心人立即跟帖：“老唐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把萨达姆的签名贴出来了。”好像我拿出这个来会引发世界末日似的。因为按照我们的哲学，“识时务者为俊杰”，聪明人是跟风走的。唐老鸭耳不聋，眼不瞎，应该是聪明人，可怎么老干不长眼的事儿啊。言外之意，现在全世界都看审判萨达姆的热闹，该顺着潮流说好话才是。

可我不这么认为，我有作为一名记者的心得。我是记者，不是演员，需要一个人远行。我应该把我看到的和全国人民分享。当初电视台一致挺萨达姆，等着看美军的笑话，老鸭张开鸭嘴散布异类声音，说美国要做的，基本没做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