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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评论者认为，太平军不但不应定都南京，也不应定都河南，而是要直取北京，方见大气魄。这种言论，可称之为丧心病狂，数十万拖家带口的部队，不留根据地，不建立政权，直接蝗虫般卷往北京，纯粹是疯子的做法。一旦遇到坚城屡攻不下，或者粮草断绝，后果就是全军如鸟兽散，即使打下北京，也不过再做一回李自成而已。朱元璋在江南，也有部将提出直取北京的建议，朱元璋神武睿智地认为“悬军深入，馈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他在南方蛰伏多年，以南方巨大的经济实力和人口资源积蓄力量，然后“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门槛，天下形势人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太平军在湖南确定不取河南，一意下武昌取金陵，是正确的决策。太平天国的失败，在于天京变乱后元气大伤，人才不济，政策甚不合理，对手湘军又过于强大，并不是定都南京导致。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定都南京的正确决策，太平天国可能还熬不到天京变乱的时候，就已举国被剿杀在北方，谁能说北方的书生里就没有江忠源，中原大地就没有蓑衣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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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攻略（1）

太平军自岳州进攻武昌，顺江而下，风行六百里，只见太平天国旌旗蔽日，浮江万艘，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丛芦，每当乘风疾驶，则所向无前，清军如鸟兽散。太平天国水师船队近万艘，完全控制了制江权，追兵向荣甚至找不到船只运兵。

咸丰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太平军前锋抵达武昌门户金口，知县周和祥率团练四百抵抗，力不能敌，与县丞、典史、千总一同阵亡。周和祥虽无力抵御太平军，却迟滞了太平军的攻势，给向荣追兵争取了时间。向荣部将和春、秦定三追及太平军后队，双方血战一场，各有损伤，常禄、王锦绣也率军两千来战，结果被太平军伏击，损失过半。所幸数队援军，均在十一日赶到武昌布防，武昌清军实力稍厚。太平军进至咸宁，咸宁有不少文化遗迹，按理均是太平天国要革除的“妖迹”，太平军纵火焚烧，“毁邑署、武庙及第一山资福寺、安澜宫”，据说太平军军纪严明，虽烧城而民“未甚受害”。黄玉昆率太平军在武汉著名的龟山登陆，击溃守军八百人，继而攻入府城，知府董振铎率官员数十名与太平军巷战身亡，太平军攻克汉阳。常大淳只有三千人马驻防武昌，其余各地，均无兵马，著名的商贸重镇汉口，竟无一兵一卒，太平军进据汉口，获得大批财物。

由于常大淳糊涂透顶的指挥，太平军轻易拔除武昌外围据点，使得湖北清军困守武昌孤城，内外粮草断绝。其时两湖清军并无水师，太平军掌握制江权，由杨秀清坐舟的水手唐正财主持在汉口江面搭建浮桥，一座由鹦鹉洲至白沙洲，一座由南岸嘴至大堤口，准备进取武昌。太平天国的浮桥搭建得颇为迅捷，用布匹将船只连接起来，仅一日就在江面上构建简易浮桥，这种浮桥容易被风浪拆散，于是又设计出坚固的浮桥，用巨缆横缆大木为桥基，上用木板铺盖，系上重三四千斤的大铁锚，虽大风浪不能动，人马来往，如行平地。浮桥将武汉三镇连接起来，便于迅速投放兵力。杨秀清坐镇万寿宫，指挥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攻武昌，韦昌辉居后路，与石达开等挡清军增援。太平军十万大军，水陆合围武昌，“踞城东钵盂山、洪山、小龟山、紫荆山，向所筑营垒皆为贼有。复围文昌、望山、保安、中和、宾阳、忠孝、武胜等门”。

武昌清将双福，在业已出场的将领中，与常大淳并列智商倒数第一，双福先督清军在城外修筑大量炮台、工事、营垒，预备在城外顽抗，等太平军大至，却又统统放弃，尽数撤回城内，又以东道主身份，严厉禁止援军进驻城外炮台，于是杨秀清等人不费吹灰之力，获得大量工事炮台，架设大炮攻城，又获得栖身阻援的营垒，大喜过望。双福的举措颇有无间道的嫌疑。

武昌城外有不少居民，一般情况下，由于政府占有的宣传优势，如果不是官军太过刻毒，起义军太过仁义，百姓会比较惯性的站在官府一边。武昌城外的居民悬于城外，唯恐被太平军掳去，纷纷请求入城，助官军守城，常大淳、双福紧闭城门，发炮攻击围在城门外的百姓，许多百姓心灰意冷，横下心投太平军去了。参加过长沙战役的援军带来经验，城外民房将是太平军开挖地道的掩护，必须烧毁。常大淳、双福下令居民在三日内撤离，可惜未到三日，二人竟害怕居民赖着不走，抢先放火烧城，大火连烧六日夜，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