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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上下过功夫，特别在整理出版上颇有贡献。那天，他就在《曲人鸿爪》册页里写下元代曲家贯酸斋（即贯云石，1286—1324）所著的《清江引》（惜别）一曲：

若还与他相见时，

道个真传示：

不是不修书，

不是无才思，

绕清江，

买不得，

天样纸。

贯酸斋这支曲子主要描写一对青年男女离别后的相思之情。该曲的大意是：“如果我再和他见面，一定要告诉他：不是我不愿给他写信，也不是我没才情写信，而是因为，我找遍了整个清江（以造纸著称的地方），却怎么也买不到像天一样大的纸来写信给你！”

其实，那次胡适先生一共为充和抄录了两份贯酸斋的这首《清江引》。除了《曲人鸿爪》中的题签以外，胡先生同时也在充和旧藏的“晚学斋用笺”上重复抄录了这一首曲子，只是上款加了汉思先生的名字，注明是“写给充和汉思”两人的。（但1987年充和将“晚学斋用笺”的这份胡适先生题字转送给收藏家黄裳先生，因为黄先生很怀念他从前在“*”中所销毁的胡适之手迹）

但必须说明的是，每回在充和家中写字，胡适先生总是顺手写了许多份重复的题字，因为有不少人都向他求字。据充和记忆，1956年12月9日那天，胡先生一共向充和的“晚学斋用笺”写了三十多幅字，所写内容不外两种：一是以上所述贯酸斋的《清江引》，一是他自己早年所作的一首白话诗旧作。当时许多附近的友人也都准时到充和家聚会，赶来索求胡适先生的书法，那一天可谓盛况空前。充和家除了以曲会友，又别添了以书会友的佳话。

但没想到半世纪之后，于2001年元月间，一位大陆学者陈学文先生突然在杭州的一个古物商店里发现了一份胡适先生的“情诗手迹”，一时颇为兴奋（其实那是有人据当年胡先生抄给充和与汉思的那张“贯酸斋《清江引》”的影抄伪作，只是伪作者已将原作的“贯酸斋的清江引”数字抹去，也去掉了题写的日期）。后来经过多位专家们的鉴定，陈学文先生认定那“情诗”是胡适先生二、三十年代的作品，同时猜测胡先生那份手迹乃专为情人曹诚英女士所写，而且他相信充和与汉思两人“应是胡、曹之间传信人”。不久，陈学文先生就在《传记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胡适情诗手迹新发现》。陈文一出，该杂志就收到许多中外读者的热烈回应，纷纷提出个人的观点。当时充和立刻给杂志编辑去信，指出陈文所提到的胡先生“手迹”实是伪作，其内容并非胡适先生的情诗，而是出自元代曲家贯酸斋的《清江引》。然而，即使大家都同意该曲子实出自元人，但读者们仍继续对此题目表示兴趣，因此《传记文学》又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补充意见的文章。

后来充和与汉思决定为《传记文学》特别撰文，以详细说明胡适先生当年如何在他们伯克莱家中为当地朋友们题字的全部经过。否则他们担忧，将来若“读者不察”，他们两人将会永远被误认为是胡先生与曹女士之间的“红娘”。

充和一直很喜欢和朋友们提到这一段佳话——说穿了，那只是一个有关作伪者炒作文本惯技的插曲。其实只要把胡适在《曲人鸿爪》中的题字和最近发现的“情诗手迹”一比，其真伪立刻会显明出来。除了抹去“贯酸斋的清江引”等字样以外，“情诗手迹”还用了伪造的“胡适”图章——例如，该图章中的“胡”字多出一划，“适”字少了几划，其篆法也不对。事实上，胡适先生所用的图章是他的老友韦素园先生所刻，而1956年12月9日当天所有三十多幅题字也全是充和帮忙加盖的，所以至今她记忆犹新。

奇妙的是，本来充和所收藏的《曲人鸿爪》乃是为了记录曲人们的故事，但无形中，它却变成了一份最可靠的书法墨迹之鉴定本。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没有比这种跨学科的事例更有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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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项馨吾

搬到东岸后，充和最感欣慰的是，又与老曲友项馨吾先生（1898—1983）常在一起唱和了。项先生乃一著名昆曲家，早年曾得俞振飞之父俞粟庐先生指点，先是唱旦角，后转唱官生。他唱法细腻，兼擅吹笛。抗战期间在重庆，项馨吾先生与充和共同发起重庆曲社，两人常同台演出（当时项先生任重庆中央信托局局长）。他们曾一起演《牡丹亭》——项馨吾先生扮小生柳梦梅，充和扮杜丽娘。此外他们也合演《长生殿》，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