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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形成对集体主义的批判观点。

回到牛津后，我安排了许多人演讲。道格拉斯勋爵（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极力主张支持欧内斯特·贝文的外交政策。我们也乐意给予支持。鲍布·布思比，一位颇有风度的出色演讲家，攻击莫斯科式的集权专制主义。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其女儿帕梅拉当时也在牛津上大学，则抨击国有化运动，主张财产私有制式的民主。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在大学生俱乐部与牛津大学工党人士俱乐部进行的一场辩论中，提出了一个似乎很先进的“托利改革派”的观点。戴维逊女士告诉我们在众议院当一名唯一的保守党女议员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安东尼·艾登魅力非凡，在品尝雪利酒的过程中他征服了我们所有的人。每学期我们都要在牛津大学与其他政治俱乐部，尤其是与工党人士俱乐部一起举行生动活泼的辩论会。那时，工党俱乐部很左，包括一些像安东尼·克罗斯兰和托尼·本这样的知名人士。然而，在一般情况下，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泰勒瑞安学院举行碰头会，并事先在兰多夫饭店款待演讲者。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与保守党的大人物有了接触。事实上，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保持了多年的联系。

但就保守党在全国范围所持的整体立场来说，这类活动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回顾过去，可以发现，当时的保守党有两种战略可供选择：要么迁就当时的集体主义，但同时借助我们的体制，努力延缓左倾的脚步，尽可能减轻其影响，为个人选择及自由企业的发展保留一些空间；要么向集体主义全面开战，设法说服公共舆论，使之相信1945年是国家既定道路上的一个错误的转折点。事实上，保守党试图两种做法同时并举。虽然能听到支持向集体主义开战的呼声，但与这一观点相对立的观点占主导地位，认为实用主义是保守党重新执政的最佳途径。

最能体现实用主义观点的党的文件是1947年5月发表的《产业宪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什么新政策，实际上连续性和共识性是其基本主题，正如战时1944年的《就业白皮书》是与凯恩斯主义（即强调用逆周期性的公共开支保持需求和就业，同时更注重正统意义上的效率、竞争和灵活性，把二者结合起来）妥协的产物一样，《产业宪章》是总体主义与自由企业相妥协的产物。《产业宪章》维护经济计划、产业“伙伴关系”和工人“协商”制度，但它继续强调有必要减少控制、减少公务人员和合理降低税收。两派的争议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保守党内继续存在。《产业宪章》给我们某些启示，它使我们党得以保持团结。但这类文件无法使人热血沸腾，对党重新执政也无关紧要。事实上，正是工党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败，尤其是1947年2月的燃料危机和1949年的英镑贬值，而不是保守党的主观能动作用，才使得政治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产业宪章》这类文件谨慎地避开了最终击败社会主义的真正战场。最终丘吉尔是对的。社会主义是否像东欧和苏联那样需要一个“盖世太保”还是只需要西方所采用的那些平庸、官僚的专制工具、没收式税收、国有化和压制性规章制度，这个问题最终取决于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的程度。在减少经济自由的过程中，如果社会主义者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底，这将意味着消灭一切自由。我本人对这一观点包含的真理毫不怀疑。但是一些保守党人很难接受这一论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是我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埃德蒙·伯克本人也信奉这个主义，但对来自社会上层的保守党成员们来说，则对此常常是格格不入，不能投合的。哈罗德·麦克米伦于1938年在他的影响很大的《中间道路》一书中所反映的岂不就是这种思想？他主张在大范围的生产和服务行业中扩大国家调控和计划职能。其他的保守党人则对任何理论都漠不关心，他们竟把米尔所称的“愚蠢的政党”看作是一种赞美，因此，他们把F·A·海克所写的那本强烈批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著作《通往农奴制的道路》奉献给“所有政党的社会主义者”，就不足为奇了。我当时读了这本书，后来又反复阅读。

我不能说当时已完全理解海克的小小的代表作的涵义，只是到了70年代中期，当基思·约瑟夫给我开列的阅读书目的最上方赫然出现了海克的著作时，我才逐渐明白他提出的观点。也只是到那时，我才真正开始思考他的论点。我的这种思考是从保守党人认同的那种国家（一个法治下的规模有限的政府）的观点，而不是从我们应该避免的那种因家（由官僚们随意统治的社会主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