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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开放大学，他们认为有许多教育机构比它更需优先得到政府帮助。竞选宣言并没有提出取消该大学，很多人却希望让它死亡。但我对被称作“空中电波大学”的概念真心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能使更多人廉价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因为我认为特别是实习教师能从中受益，因为我非常关心用技术手段给学生创造接受最良好教育的机会，尤其因为它给许多人提供了一生中第二次受教育的机会。不管怎样，这年秋季开放大学即将招收第一批学员，停办会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同时使许多人的学习希望破灭。在此情况下，我同意暂时减少招生人数并开辟其它节约经费途径，以此为条件，我的内阁同僚们允许开放大学继续办下去。

1970年秋，对政府开支问题讨论得很多。财政部开了一张紧缩教育经费的单子——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学校膳食和牛奶实行收费。根据我自己在格兰瑟姆念书的经验，我知道使用图书是多么重要。因此，我说服内阁取消图书馆收费的建议，同时勉强同意博物馆和画廊收取门票（保留每周一天免费开放）。但要求削减更多开支的压力继续存在，我不得不列出首先削减开支的项目单子。

我不得不承认，学校提供的膳食和牛奶是可以首先考虑的节约开支项目。有条件的家庭似乎没有理由不为负担学校膳费多作一些贡献。我想，只要我能表明节省下来的一部分钱将用于建设初等学校的计划（这是我们已经确定的优先项目），我就可以为削减学校膳费进行辩护。在教育部的预算范围内，理应先安排教育方面的开支，后安排“福利”方面的开支，“福利”方面的开支原则上应由基思·约瑟夫的社会服务部负担。

至于学校供应牛奶，对于从健康需要考虑供应牛奶有好处，早已存在不同看法。我在亨廷托尔路上小学的时候，我父母为我在学校里喝牛奶每周付两个半便士，对此毫无怨言。到1970年，已经没有哪个家庭困难到如此程度，以致学校供应的牛奶成为维持孩子营养必不可少的食品。托尼·巴伯（伊恩·麦克劳德去世后，他于1970年7月接任财政部大臣）要我全部取消学校免费供应牛奶。但出于政治和福利方面的考虑，我比较谨慎。我设法将界线划在：提高学校膳食的价格，同时对年满7岁的小学生取消免费供奶。为防止招致不满，这些温和的改革还附加了一条规定：因医疗原因需要喝牛奶的儿童可继续得到供应，直至进入中学为止。总之，我有效地保护了教育预算。

新闻界的反应也不错。《每日邮报》称我已成为“新的女中豪杰”。《每日电讯报》报道了我改造460所破旧小学的计划。《卫报》指出，“这次对教育预算的袭击极为轻微，学校膳食和牛奶是主要打击对象。撒切尔夫人赢得了一场保全建设小学高额计划的战斗，并使它变为改建破旧小学。”

这种情况如能维持下去。那是令人愉快的。

麻烦在于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不长。6个月后，我们提出一项法案，解除地方教育当局向学生免费供应牛奶的法律义务，并允许它们自行决定是否收取少量牛奶费。这为工党提供了在议会制造事端的机会。

但是甚至在此以前，报界已在有关学校膳费的报道中登载一些他们发掘的材料。有一篇报道称，有些地方教育当局将向携带三明治到学校当午餐的学生收费。《太阳报》的标题是“孩子携带三明治‘受罚’风暴”。工党也在议会参加大合唱。我发出通知禁止此类做法。但那篇报道重新引起了公众对学校提高膳费的关注。一夜之间，在学校就餐的学生人数成了政治上敏感的指标。我在60年代担任政务次官时经常听到一种议论，说按调查家庭经济状况结果领取补助是一种“耻辱”，这种议论现在又开始出现。有人说，家境贫困有资格享用免费午餐的孩子看到富裕的同学自己花钱付餐费会感到蒙受羞辱。我通过电视讲话——这样做大概不明智——建议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不妨把餐费放在信封内让孩子交给学校，老师把找头放在信封内带回家。有资格免费就餐的贫困孩子可把一些硬币零钱放在信封内交给学校。然后由老师如数退还给他们。这一建议当然只是使问题更加棘手。

不管怎么说，时隔不久，大规模的“牛奶喧闹”使膳费问题的辩论相形见继。原先赞扬我通过削减牛奶和膳费开支成功地保护了教育预算的报纸，突然改变了调门。《卫报》把教育（牛奶）法案说成是“一项惩罚性措施，永远不该提交议会讨论”。《每日邮报》要我“重新考虑”。《太阳报》则想知道：“撒切尔夫人是否通人情？”工党年会上的一名发言者建议报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