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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家和实践家一般都同意，国家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秩序。人们非常向往用法律维持秩序，法律也应该尊重权利。除非国家有意志和能力保持秩序，否则，不仅坏人，而且好人最终也会藐视它的权威。当遵守法纪的人看到罪犯未受到法律制裁时，他们感到意志消沉。这样，公民和当地的社区就会脱离国家机构自己去想办法，就会对执法当局失去信心，从而依靠自发组织的、不同程度的警戒行动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和邻居。一旦这种离心倾向超过了某一极限，那就几乎难以逆转。这是西方国家政府为什么应该关心犯罪和暴力趋势上升的更深一层的原因。

第三节　日益依赖福利

如果说过去30年犯罪活动的激增是制定社会政策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几乎同样引人注目的依赖福利问题则是它的另一个出发点（我在后面将谈到它们之间的一些联系。）自从1949年英国事实上成为福利国家后，花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费用（实际上）已增加了7倍，从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增至现在的大约12％。它几乎占了整个公共开支的1／3。我开始当首相时，它的实际增长仍在继续。自那以来，情况仍然如此。当然，把捐助的与非捐助的福利混为一谈，把大家都享有的福利与按经济情况调查结果而提供的福利——退休金、住房，补贴和给予单身父亲或母亲的收入资助——混为一谈，这多少会产生误解。

但是，这些粗略的数字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由于某一特别项目在公共开支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反映出了大家给予它的重要性，因此，英国社会（或者至少是英国政府）断言社会保障不仅比其他项目重要，而且其相对重要性事实上正在增力“。社会保障的预算是卫生这一第二项大开支的两倍。更力，意味深长的是，也许它是为维护法治所作预算的6倍。

第二，尽管过去40年出现了普遍的、巨大的繁荣，但与以往相比，有更多的人向纳税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以维持他们或他们家人的生活水平。因此，有人争辩说，　尽管1979年以来经济有了发展，　但“穷人变得更穷”。最近官方公布的“低于平均收入家庭”的统计数字表明，如果把住房费用考虑在内，1979年与1991—1992年间相比，占总人口1／10的位于底层的人们，其收入下降了17％。但如果不考虑住房费用，他们的收入保持不变。即使没有这两种情况的比较说明，这些数字也会使人产生很大的误解，因为它们实质上是不真实的。在这一系列统计数字中，“收入”并未反映出这一群体的真正所得，特别是，这不等于他们的生活水平。在这一群体（除去领养老金者）中，大约只有一半人依靠与收入有关的社会保障福利。这一群体中，许多人说他们没有收入，但实际上，他们的花费高于全体人民的平均水平。在未计算住房费用（按照“低于平均收人家庭”统计数字）前“收入为零”的那些人中，大约70％的人占英国最高消费者的一半。

不管怎么说，甚至把这些人看成一个“群体”可能都是错误的。他们的成分经常变化，就像他们的情况在变化一样。所以，这些数字不能证明那些人的收入已经下降，却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最重要的是，在这一群体中，耐用消费品——电冰箱、洗衣机、集中取暖、电话、录相机等——有很大增加。由于这些事实，“穷人变得更穷”这幅粗制的图画简直不可信。对比之下，作出以下结论倒是合乎情理的：社会保障预算鼓励了反社会的行为，其中包括依赖福利，因此要进行认真的改革。

与在犯罪领域里一样，在依赖福利救济领域里，大都也是由美国学者提出了一些最大胆、最主要的问题。查尔斯·默里首先提出的研究报告《后退了——美国的社会政策1950—1980年》表明，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旨在减少贫穷的、宽容的政策产生了反效果，反而增加了贫困。由于政府的政策，人们觉得工作更不值得去做；不结婚有孩子后不仅不那么苦恼，反而在经济上更能得到实惠；同时，还减轻了对犯罪的惩罚，放松了对学生行为不检和逃学的管教，因而所有这些都改变了比赛的规则。那些最短视、最不律己或从家里得到赡养最少的人，他们对于这一新的准则所作出的反应非常快，并且开始形成了默里先生和其他人所说的“下层社会”。后来对英国进行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如私生子和犯罪率都有增加。

在“依赖福利”的辩论中，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家庭的影响以及它们对单亲家庭的暗中鼓励。但保证青年人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