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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之三：

1932年，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在杭州浙江大学任教时，在一个叫松木场的地方采集到一种叫丰年虫的小动物。它体长1～2厘米，非常美丽。研究发现，它们在性别上非雄非雌，是一种中间性。进一步的研究又有了惊人的发现：这种中间性丰年虫的生殖细胞发生性的转变时，卵母细胞中新形成的细胞并不是由母细胞分裂而来，而是以母细胞细胞质中的卵黄颗粒为基础组建。其过程是：卵黄颗粒先形成新的核，再逐渐包上细胞质和细胞膜，形成一个完整的子细胞。

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发现，它揭示了太古时期地球上非生命物质向生命物质转化的早期过程。两年后，贝时璋教授在世界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细胞重建学说。只是由于正处战乱，不得不中止了这一研究，直到1980年才恢复。

贝教授表示，相信在二十一世纪，科学家将在实验室里由非细胞物质合成出子细胞，亦即把非生物物质转化为简单的生命。

（摘自《细胞重建学说》　《科普创作》2001年第3期）

司马林达之死

鲁段吉军和搭档小丁、法医陈大夫在上午九点赶到死者司马林达的别墅，别墅位于南阳城北三十公里的鸭河口水库库区，一座孤楼面对着千顷碧波。别墅没有围墙，四周种着带刺的植物权做围墙，墙内有石榴，枣树和香椿。正是早春时分，石榴树和香椿树都绽出嫩绿的芽胞，墙角的嫩草中星星点点夹着几朵黄色野花。这是典型的农家院落，只是楼前停放着一架漂亮的双座扑翼机，显示了主人的身份。扑翼机是银灰色的，外形像一只矫健的信鸽，又柔又韧的双翼此刻正紧抱着机体。小丁对它极感兴趣，转来转去地看，啧啧称赞着。小楼上下两层，外观粗糙，但进到房间内不由眼前一亮。屋内装修不算豪华，但洗练、雅致，品位很高。淡青色的窗帘，微带蓝色的白色墙壁，客厅正中悬挂着大型液晶壁挂屏幕，摆放着几株青翠的铁树和芭蕉。

只有鸭河库区警察分局的老杜在守卫，没有围观者，这使吉军和陈法医先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现场没被破坏。老警察介绍说，这位司马林达是一年前在这儿买的房子，按自己的想法做了室内装修，以后他每隔个把月就要来这儿住几天。他与周围的百姓来往不多，不过他住这儿的时段内订有鲜牛奶，今天早上正是送牛奶的人发现了他的死亡。又说，送牛奶人报案后，警察分局立即封锁了消息，再加上这儿地理位置偏远，所以乡邻们没有被惊动。

死者斜倚在书房的一张电脑转椅上，面色安详。面前的电脑没有关机，处于屏幕保护程序，一排表示时间的数字在屏幕上轻盈地荡来荡去，不知疲倦，每一次与屏幕边缘相撞，便按照反射定律反弹过去。

陈大夫立即投入工作，先是猛劲地嗅鼻子，他是在辨认尸臭。吉军干了一辈子警察，单是尸检也遭遇了十几遭，所以他熟练地给陈大夫打下手，一边独立做着判断。他的判断至少可以算是半个内行吧。

司马林达很年轻，三十岁刚出头，眉目清秀，面容上看不到任何痛苦，很平静，不过这种“无表情”面容是肌肉松弛所造成的。因为咬肌的松弛，下颌略微下垂，使他的年龄看起来稍大一点。他的尸体已发生了尸僵，臀部变得扁平，有明显的暗紫红色尸斑，尸斑看来属于坠积期，尚未向血管外扩散。皮肤已变干、变硬，尸体已变冷。没有搏斗痕迹。

依这些情况看，他肯定是属于自杀，是典型的过量安眠药中毒。

陈大夫（全名是陈张鸿生）忙了很久，得出了与吉军几乎相同的结论。他从死者胃中抽出一些尚未溶解的白色粉末，肯定是巴比妥类药物，很可能是鲁米那，是常见的催眠药，致死量为九克。根据尸温和尸斑判断，死亡发生在凌晨三点半至四点半之间。

吉军用碘银感光板转印法取下了死者的指纹，又在室内的茶杯、键盘、门把手等处取了指纹。初步对比，除了门把手上有外人指纹外（后来查明是送牛奶人的），屋内只有主人的指纹，看来主人在这儿过的是隐居生活，没有来客。这使案情显得十分单纯，基本上可以判定死者死于自杀。那么，以后的工作就是查明自杀的原因了。

但这些判断在一分钟后就发生了逆变。陈大夫已在做尸体的善后工作，这时小丁走过去，敲了一下电脑键盘，他是想检查死者是否在电脑中留有遗书，因为现场没发现文字遗书。屏保画面隐去后，屏幕上闪出孤零零的一行字：

养蜂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