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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深读孟子的文章，与其说被他的智慧与文采吸引，不如说是总被他的思想所深深打动，触及到孟子流淌于内心的那份悲天悯人的博爱之心，可以感到了这颗心灵的神圣和伟岸。孟子的仁与义，已远不是一个仅仅用来教导学生的学术说辞，而是一个源自内心的理想和信念。有足够证据表明，孟子是为这一个人类大同普世的信念而生的。想一想看，要在一国之君面前说出君为轻，是需要何等的勇气！而孟子则毫无惧色，更没有半点谄媚，这表明孟子的人格品质的高贵，以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强烈使命感。

对于仁义，可以说是中国儒学的立基之本，这两个字的含义很广，运用到具体的事物上有着不同的解释。以同时代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基石相比较，意译过去，与真善美三个字的意义十分相近，甚至可说是一种异曲而同工的定义。与孔子的仁义之学有所不同的是，孟子的仁义思想直接取之于民也直接用之于民，同时，更没有在施仁的对象上有所区别对待，更没有将这两个字作为一种规矩而使用，而是采用以身垂范和大道普民的作法，施行天下，再加上母亲的影子，所以使孟子的仁义思想更加有血有肉。

有一段《梁惠王》可以看到孟子对于仁义的施教，在这一点上，可以将孟子等同于释迦牟尼佛的品行和德勋了。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员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己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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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民本思想的仁义之师（2）

这是一段孟子式的智慧对语。文辞未见华丽，想象力不比庄周，然而言辞凿凿有声，论辩绵密谨慎，推理大度开阖，寥寥几句，就让一个国君的利益唯上观分崩离析，甚至惊出一身的冷汗来。同时，这一段对话也有表明，即中国的“唯利”思想，事实上渊源甚久，从战国之际就已经发轫，而且一发而未收拾到今天。而孟子先义而后利的思想，即是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直到现在，这场义与利的思想和论辩仍在进行，从表面上看，“唯利”始终都占有着这个社会的上风。

对于“唯利”思想的渊源，在西方发展史中也同样如此。在昏暗的中世纪，所有的财产以及权力都归属于教会和皇帝，“利”对于民众是不存在的，生存是唯一的条件同时也是最高条件。这样的一个格局在思想启蒙之后获得了打破，首先是“人”作为社会的一切基石和创始条件而获得了其地位的复苏，之后一系列的关于“人”的生命以及财产和思想的保障迅速成为新时代开端的话题。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诸如无政府主义、自由流派和全新的政治哲学。在这一风潮中，英国哲学家以及温和的社会变革家洛克集约了这一时期的各类思想大成，在他的《人类理智学》、《论宽容》以及《政治论》中，他指出了人类自我利益和全体利益之间的远虑，在洛克看来，“远虑”是值得倡导的唯一美德，而以自身的长远利益作为指南，人类道德才有可能获得保障。这种调和公私利益的思想，成为了影响深远的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开端。继洛克之后，他的学生休谟推出了《人性论》，而休谟的一位要好的朋友亚当。斯密，则在这一系列思想的影响下发表了《道德情操论》，从“唯利”思想体系中提出了“利他”的人类道德与伦理观，亚当。斯密试图从人性的本质中将“唯利”划分出“利他”与“利己”的两个支点，以期获得由人性出发的合理社会秩序的科学建立，这一点，他甚至借鉴了当时代牛顿所发现并建立的统一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后来尽管亚当。斯密又从“利己”的角度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之后，人们都忘记了他所倡导的“利他”道德情操观，然而，这一高尚利他的情操毕竟铸就了西方契约的基础，从而使“唯利”得到了哲学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法规和秩序的完全建立。

我试图通过以上的东西方思想连接和时空上的浓缩而得到一个关于道德和唯利之间思辩的共同结论。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8世纪，这种跨越二千余年的时间鸿沟并没有阻绝人类思想者们在同一个命题上的相同探索，当然也更没有阻绝人类自诞生以来对于“利己”之私的天然延续。我在思考“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