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1/4 页)

并超越了由君王们操控的范围，这样，上帝的权威才最终笼罩一切，也决定一切。我想，这是欧洲由中世纪而进入近代史之际所发生的最大转机之一，它使古希腊的古典民主思想转换成为一种宗教式的哲学教义而获得社会性的巩固，从而从社会意识形态上去除了君权独尊的可能，并拓展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发现自我的全新世界。如果说它存在着唯一的不好，那就是它使人们相信了上帝。而在这样一个充满可能而人类又无知确切知晓的世界里，存在着一位充满善意与美的上帝，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因为上帝的存在，让人间少了一些很可能十残暴而独裁的君王们。

在阿奎那的哲学体系中，上帝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发布了人人都应遵守的律法，同时也涉及了人的灵魂、智慧以及社会伦理等等问题，也就是说，阿奎那以上帝之名将人类社会的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交给了上帝而不是皇帝，从人类社会学以及哲学的实用性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几乎与阿奎那同时期，弗兰西斯教团中的罗吉尔。培根也是一位集数学、最早的实验科学和哲学于一体的经院哲学家。在这段欧洲思想启蒙前夜的哲学大探讨当中，培根可以算作为第一位注重实验知识的哲学家，这使经院学说中开始有了科学的种子，也使他得到了近代哲学与科学界的赏识。在他的《大著作》中，培根对人类之于知识的愚昧进行了研究，并归纳出四种原因：第一，由脆弱而不适当的权威所树立的范例；第二，习惯的影响；第三、无识群众的见解；第四，在炫耀外表的智慧之中所掩饰自己的愚昧无知。培根认为，这四种灾害产生了人间的所有罪恶，而以第四项尤为恶劣。

我在想假使在六百年前的中国也诞生并证明出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并为此而建立起一个比皇帝还要权威的教皇体系，那么，朱元璋是不是也会成为这位上帝抚照之下的一个普通的国王，而中国的文人们，除了给皇帝写奏折之外，兴许会有一大半投身于为上帝的服务，以致于能够摆脱掉君权独尊而唯唯诺诺的尴尬，如果比较起在掌握着生杀予夺权力的皇帝手下的不自由与掌握在上帝神圣旨意之下的不自由，后者的不自由中至少保留了思想者们寻求与上帝对话的通道，而对话的对象，就是上帝本身。而在中国，人们对话的对象只有皇帝，而且，皇帝极少会与你对话，因为你只是他无数财富中的微渺一件而已，像你这样的人，皇帝手中有无数，所以有你一个不多，无你一个不少，其结论是：你是没有价值的。

这样的逻辑很好推导出另外的一个结论：当一个皇朝建立在一个没有价值的基石上时，这个皇朝是无法存在多久的。这就是中国所有封建历史的终极结局。这样的结局，不断发生又不断持续，以至使中国社会完全麻痹，整个社会机能失去功用。它恢复的时候，是在上个世纪末才刚刚开始。直到今天，中国的社会仍然保留着这种相当明显的历史麻痹症。

无为的社会价值观（1）

从十四世纪即明朝开始，中国的社会就很正式地进入了整体停顿时期。依据梁启超的史评，对这种国家和社会之无为的历史则要更早些：自有史以来，中国之不竞，未有甚于宋之时者也。也就是说，自宋朝开疆，中国就“不竞”了。到了明代，这一“竞”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纵然历史学家们还会从种种细密的历史角落中搜寻出一些明朝时期产生的“民本主义”思潮和“工商业”发展的影子，但这些都无济于这个社会在皇权独尊与无所创造的主导方向上的改变。到了十五世纪上半叶，由中国明代永乐年间开始还有一场声势不小的远洋船队，由一位叫郑和的太监所率领，自1405而至1433年，共二十余年时间内，以七次之多远航西洋，最远抵达到了非洲东岸。对于一个大国，这样的远航势必会有些收获，然而郑和除了带回来一些仅仅让皇帝赏玩的奇珍重宝之外，这些耗资巨量的远航并没有为这个东方之国带来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启迪。仅仅在郑和死后半个多世纪后，哥伦布便在14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达。伽马则在1498年发现了印度，之后整个欧洲便展开了它的第一次全球扩张。

直到今天，中国历史学家们都习惯于对郑和下西洋以一种沾沾自喜的方式来表达，更刻意着墨于中国的这位太监是如何比西方人早八十年发现了更大世界。这是一种很可笑的历史观。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事实是：中国并未因此而发现世界更多！这个古老而又巨大的东主国家，在漫长时间内一直都深陷于一个纯粹自我的单极世界中，这是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国民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识形态中，除了皇帝，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