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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她只是去了另一地方不是吗？很多年后我也会去。再见她时，我仍然希望，自己能如她教导般，在质疑和鄙薄前昂首挺胸，不卑不亢。

所以，我不做逃兵。

十九岁的生日

西竹

长到二十一岁，记忆中有蛋糕的生日，我过了七次。

第一次是我七岁时，小姑带我去北京游玩。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我长大的农村，除了老人祝寿这样的重大场合，没有那个家庭有买蛋糕过生日一说。少了大环境的熏陶，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小孩过生日原来是和吃蛋糕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出发去北京的前一晚，小姑把点亮的蛋糕放到我面前，说：“吹蜡烛吧！”我无比欣喜地吹灭蜡烛，许的唯一愿望是：以后每年生日都有美味的蛋糕吃。

这个愿望当然没有能够实现。三年后我十周岁生日时，小姑从城里来我家，带来一个硕大的蛋糕。时值盛夏，我喜不自禁地抱着它去学校门外小卖部的冰柜冷藏，进门时却被门槛绊了一个跟头，蛋糕的一半抹到了我的花布裙子上。我舔着手指上刮下来的奶油，看着原本漂亮小马奔腾的图案，欲哭无泪。

一晃就是六年。十六周岁时，我考上了大学。爸妈特意把庆祝宴席安排在八月下旬我生日那天。我得知消息之后心花怒放：这下得有很多蛋糕吃了！起码三个吧，但是放哪儿呢？

我一边纠结这个艰难的问题，一边在亲友排队递上份子钱时迟钝地意识到：没有几个人知道今天是我生日！结果可想而知，大家都带钱来了，没人带蛋糕来。包括我爸妈在内知道的几个人也没有任何动静。想想也是，这样你来我往的人情场合，关注点反而一般不会放在被庆祝的对象身上。单枪匹马阻挡不了历史大潮，不甘归不甘，也只好认了。

从十七岁开始，到二十一岁，因为和谐社会的召唤和长大懂事带来的福利，我再也没有过过没有蛋糕的生日。这其中大多数是暑假期间和家人一起庆祝，一次工作后自己在上海度过，还有特别的一次，十九岁的生日，我丰收了三个生日蛋糕。

2009年，因为决定考研，我不能像往年一样在家里晃悠过百无聊赖的暑假。七月份临去学校的前一天，恰好是我生日前一个整月。清晨醒来时，我听到隔壁的两个人在窃窃私语。

竹爸：“七八月份南京也热啊，不知道教室里有没有空调。竹子今年生日也不能在家过了。”

竹妈：“我们今天上街给她买个蛋糕吧，不告诉她，正好给她鼓鼓劲儿。”

我拉过床单掩住嘴角，笑得那叫一个得意。傍晚切蛋糕的时候我由衷觉得，这一定是我过得最开心的生日了。

人们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可往往在不期然的时刻，老天爷是会锦上添花的。你以为已经是最开心了，后面却还有更开心的事儿等着你。

南京八月的骄阳全然是睥睨天下的气场。我在学校专门为考研一族预留的二号楼教室里，数着日子挨过了酷暑，挨到了生日前夕。

那个夏天，简夕因为备考GRE和托福和我共同进退。董意意很早就回校，宿舍里只缺了肖笑颜一个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也留在南京，每天顶着大太阳去做钢琴和声乐的家教，为了以后做音乐老师累积经验。

我十九岁的生日前夕，因为这个人的存在而变得前所未有的纠结。

从早上起床，我的眉头就没有松开过。简夕见我这副德行，恨娃不成器地鄙视我：“你至不至于啊，想知道就问他呀！”

我瞅着这个缺根筋的女人眉头更松不开了：“这事儿能问吗？我总不能问‘你知道明天是我生日吗？’那我不白郁闷了。”

我郁闷得多有道理啊。如果我问了，他说不知道，那不打击我自尊心是不可能的。如果他说知道，却没有反应，我要怎么办，总不能说“明天请你来吃个饭”，多不矜持，多没面子啊！

简夕不以为然：“这还不好办，你把他电话号码给我，我告诉他，既通知他了，又能让他有所准备。”

我恶狠狠地瞪着她：“不给！你敢告诉他，绝交！”

这种愁绪一直持续到生日当天的早上。我坐在寝室凳子上继续枉凝眉的时候，手机乍然响起，我因为怀有期待又没坐稳激动地差点从椅子上翻下去。

屏幕上闪烁着我期盼了已久的三个字：袁更新。

我小心翼翼地接起：“喂。”

熟悉而清冽的声音：　“竹子。”

然后就没了下文。我哆哆嗦嗦在心里盘算，大哥你怎么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