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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全部摊开来摆在那里了，电影里的那个女人恨恨地说：男人真蠢，其实女人的倾诉只是出于一种表达的需要，并不需要男人来解决任何问题。他只要肯乖乖地听着，就足以让女人感受到他的爱和他的尊重。真有问题的话，我们女人自己难道不会自己解决吗？

恩格斯指出：“对于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申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据说女性是一种“听觉至上”的动物，男性则比较倾向于受到视觉的左右。由是观之，对于女人的倾诉，男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助人为乐”，本质上可能就是出于这种将听觉转化为视觉　（　行为　）的生理冲动，也就是说，非要把“听其言”转换至“观其行”才肯善罢甘休。

由此而起的冲突虽然罪责不尽在男方，但是也不能认定女性不可理喻，甚至是一些“头脑不正常的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在这种先天性的差异面前，无所谓谁对谁错。认识到这一点尽管无助于解决什么问题，却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一些事情。例如，何以在某些技艺的学习上（　开车、打网球、电脑，等等　），男人一旦出任了太太或女朋友的教师，结局就往往是不欢而散的。当然，这种老师也不是不能当，但只宜在追求的阶段作为一种手段。

在这件事情上，女性是相当固执的。即便是去算命问卜，无论坐下来的顾客是光鲜还是憔悴，老到一点的相士一上来只要先语重心长地赠一句“你命苦啊”，再看那些女的，心头一酸，心里也就信了半仙的一半，之所以信，无非是因为她们心中早已经有了同样的答案。

事已至此，男的也不必因女人并不需要用他的脑而自暴自弃，妄自菲薄。因为女人要倾诉，通常还是会以异性作为第一选择。以闺中密友为听众，事态也不会比以男人为听众好到哪里去，甚至还会更加不可收拾。英国王太后在世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跟女王谈谈心事，但据她的女侍臣普雷斯顿说：“王太后会咨询女王的意见，但这不代表她会依女王的旨意行事。例如女王倘若说‘若你累了，今晚便不要出去’，那几乎就等于太后今晚必会出外。”更有甚者，一个女听众尽管不会热情主动地提供解决方案，却因为情绪上较易受到对方的感染，以致常常会于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自己的角色，由旁听众变身为主诉，迎上前去，讲起自己的心事来，情景就有一点像足球场上造越位了，被篡了位同时也被造了越位的主诉人的郁闷，自然是不足为外人所道。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男人若是想和他的女人搞好关系，必须得把“隆中对”一类激动人心的场面暂时遗忘，并且坚持不把自己幻想成包围着万历皇帝之文谏集团里大搞“沽忠卖直”活动的一员，与此同时，当然也不可自始至终保持沉默，更不能向倾诉者打那口痞兮兮布鲁克林腔：“Are　you　talking　to　me？”——最佳解决方案，我呕血推荐鲁迅先生的：“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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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隐隐于床（1）

无论在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同房”就是“同床”的代名词，而“同床”就是“同衾”的代名词，“同房”、“同床”以及“同衾”，则统统都是“做爱”或“性交”的同义词。

要为夫妇，永同鸾帐。因此，狗男女明明已做了一处，“同房”却又“分床”，无论在修辞还是行为上，尤其同工而不同酬那么不合理，同心而不同德以及同流而不合污那么变态。

在男女关系的语境里，“同床”和“同心”同样重要。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夫妻一场，本是缘分，分船也能渡河，但没听说过分床也可以共枕的，除非两口子里的一方长着鹭鸶那么长的脖子。

现而今一部分人所提倡的夫妻分床，和一夫一妻制一样，都是泊来之物，或者说，属于一种“中产”的生活品质。

“分床制”又相当于餐桌上的“分餐制”，它的有益之处，人人都能顺口说出那么三条五条的，然而知易行难，后者通常只是在瘟疫流行、前者通常在男女双方心怀鬼胎图谋不轨时，才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唐代之前，中国的两口子晚上睡觉是分床还是同床，并非本文主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之前中国的两口子吃起饭来，基本是用“分餐”的。合食入华据说是“五胡乱华”的后果。唐末宋初，随着胡床、高桌、椅子和凳的引进，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