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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望春楼上置宴作乐。这不只是一次检阅各地丰盛产品的物资博览会，而更象一次君民同乐的大聚会。此时的玄宗踌躇满志，和臣民一起为开元以来经济发展、国泰民安、身临盛世而感到兴奋。全然没想到，十二年后自己却不得不从此地仓惶出逃。

玄宗执政三十多年来是唐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时间长度甚至超过了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唐德宗时期的礼部官员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

“开元、天宝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余烈，下继四圣（指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治平之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给户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

太平盛世，唐王朝君臣尤其是玄宗丝毫没有意识到一场危机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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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皇帝，只凭一个宠妃的哭诉便要更换太子，这个皇帝要么是老糊涂了，要么是太独断了。

现在看来，唐王朝的危机至少从公元736年就开始了，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宰相张九龄的下台。

张九龄下台的直接原因缘于太子的废立问题。

公元735年前后，玄宗宠妃武惠妃所生儿子寿王瑁已长大成人，“宠冠诸子”，太子逐渐边缘化。善于见风使舵的李林甫觉得这是个提高自己权势的好机会，便通过宦官告诉武惠妃，表示自己愿尽力保护寿王。这样，便激起了武惠妃要把自己儿子推上太子地位的强烈欲望。而太子瑛以及鄂王瑶、光王琚也都以母亲失宠而经常聚到一起发牢骚，武惠妃的女婿把他们的活动情况告诉了武惠妃，武惠妃抓到把柄后，向玄宗哭诉：“太子阴结党羽，将害妾母子。”玄宗听后大怒，与宰相商量要废太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盛唐气象（8）

请读者注意玄宗此时的表现。一个皇帝，只凭妃子的一次哭诉便要废立太子，要么是老糊涂了，要么是太独断了。而宰相的反应也颇耐人寻味。

张九龄反对废掉太子，而另一名宰相李林甫表面上不吭声，私底下却对宦官说：“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武惠妃也在宰相间活动，秘密派人对张九龄说：“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但却遭到了张九龄的拒绝。

其实，相同的情节，甚至相同的话在玄宗的爷爷高宗时就曾发生过。

想当初，高宗为了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曾偕武则天到宰相长孙无忌家求情，却遭到长孙无忌的拒绝。高宗无奈，只得寻求另外一些宰相的支持。当兼有功臣、武将和一般地主三重身份的宰相李勣进见时，高宗问他，我要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反对，这件事难道就这样了结吗？李勣回答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这和李林甫的回答几乎一字不差）。最终，受长孙无忌支持的褚遂良被贬，王皇后、萧淑妃同时被废为庶人，武则天则被立为皇后。

张九龄虽然没象褚遂良那样被贬，但过了没多久就下台了。随着张九龄的下台，宰相制度遭到了彻底破坏。

武惠妃可能是唐朝最倒霉的妃子，可怜她当初处心积虑想把儿子寿王瑁扶上皇位，结果儿子皇位不但没捞着，媳妇杨贵妃还被唐玄宗给霸占了。

唐王朝危机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太子的随意废立。

唐高祖李渊以李建成为太子，是遵循了立嫡以长的原则，但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起，这个原则就经常遭到破坏。或以功，或以宠，或以母，无一定之规，玄宗本人就是以诛韦后之功被立为太子的。开元时期政治安定，按理应该先立嫡长的。但玄宗的皇后王氏无子，长子琮因打猎时面部破相而没被立为太子。被立为太子的李瑛，是玄宗的第二子，开元三年被立为太子。李瑛的生母赵丽妃，本是伎人，善歌舞，是玄宗为潞州别驾（相当于今天山西长治军分区司令）时所纳，颇得玄宗宠幸。李瑛虽是二子，有长不能立而立其次的意思；但主要还是以母宠而得立。

公元736年四月，距张九龄下台还不到半年，太子瑛终于被废，鄂王瑶、光王琚也同时被废，三人并赐死于长安城东驿。

像太子瑛这样为维护自己的太子地位，而企图对受宠兄弟采取行动的事，在唐代不是第一次。想当初，唐太宗宠爱魏王泰，太子承乾为保全自己就曾谋杀魏王泰。太宗虽然也把承乾废为庶人，但他处理的原则，是要把他们保全下来。而玄宗一气之下，三人同时赐死。一日而杀三子，这在唐朝皇帝中是绝无仅有的。

三位皇子死后，本以为胜券在握的寿王瑁因母亲武惠妃不久因病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