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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前，威廉斯夫人（资深关税改革者、多年担任克罗伊登选区议员的赫伯特·威廉姆斯爵士的夫人）建议候选人参加竟选活动时应有特定的穿着方式，以便大家互相认识。我对她的建议十分认真，到牛津大街的伯恩和霍灵沃思商店购买了一套适合参加竞选活动时穿的黑色套服，买了一顶帽子。我就穿着这套衣服，戴着那顶帽子去参加竞选活动。为了更容易辨认，我还在帽子上系上一根黑白相间的带子，打结处呈蓝色。

当然，如此小心翼翼是否必要却是另外一件事了。有多少24岁的女子会在爱里斯购物中心站在肥皂箱子上演讲？那时候，妇女候选人大多是不去工厂游说的。但我去了，工厂内外都去过，总是受到比较热烈有时也颇为嘈杂的欢迎。达特福德的社会主义者有些忐忑不安，直到他们的候选人——在任议员诺曼·多兹也受到同样的待遇，他们才放心。我只是不喜欢去小酒馆，我自己一个人是决不会去的。某些畏难情绪很难克服。

我很幸运有诺曼·多兹这样的竞选对手。他是一位纯粹的、颇有骑士风度的；日式社会主义者。他知道他将获胜，因此，他很大度，愿意给我这个观点与他遇然不同的雄心勃勃的女子一次机会。我正式成为候选人后不久，他就提出与我在当地的文法学校的大礼堂进行辩论，我欣然接受挑战。他和我先分别致辞，然后回答提问，最后分别致结束语。各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嘈杂得很。竞选运动期间，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同样热烈的难分胜负的辩论。大家只就有关问题和事实进行辩论，而不进行人身攻击，这使辩论很有意思。有一次，一家全国性报纸报道说，诺曼·多兹认为我很漂亮，但获胜机会很小，智力不佳。这位善良的社会主义绅士马上给我写信，说他并没有说过那些话——或者至少没有说过最后一部分。

我的公众集会总是人很多。由于人很多，在大会开始前20分钟就把会场的门关上并不是稀奇的事。当然，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女人本身就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人们对我都有基本的礼貌，我们可以加以利用，而今天的女权主义者已基本上使这种礼貌丧失殆尽。有一次，我到选区的某地参加一个公众集会，发现在集会上讲话的前空军部长贝尔福勋爵受到某些提问者的非难，场面有些混乱，大家已经去请警察来帮忙了。我告诉组织者不要让警察来了。不出所料，我一登上讲坛开始讲话，台下的骚动开始减弱，基本恢复了秩序，如果说不是真正的和谐的话。

我也很走运，作为候选人我受到国内甚至国际媒体的关注。我只有24岁，是参加1950年竞选运动的最年轻的妇女候选人。这本身就是大家评论的话题。有的报纸请我就妇女在政治中的作用写文章。我的照片刊登在《生活》杂志及《伦敦图片新闻》上。《伦敦图片新闻》是许多从政的大人物常读的报纸，我的照片也登在了西德的报纸上，他们称我为“富有魅力的小姐”（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这么称呼我了）。

我杜撰了两个口号，不怎么含蓄，十分直截了当。一个是“投右派的票，保住剩下的东西”，另一个更有针对性，“不要腐朽，赶走无能”。邵使在那时，我讲话也从不大谈意识形态。我在罗菲尔德街的教堂大厅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

“我们正在参加这个国家从未有过的一次伟大战役——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战役。一种将必然导致奴役，另一种则通向自由。我们的对手企图让你们相信保守主义是少数人的特权。而保守主义保护我们民族遗产中一切伟大和优秀的东西。保守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是那就是国家团结。我们主张国家的团结一致，而不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你们无法靠传播嫉妒与仇恨来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或人类家园。”

“我们的政策不是建立在嫉妒或仇恨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之上的。压制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鼓励成功，鼓励勤奋进取。1940年，这个国家奋起反抗专制，不是要求实行国有化，而是要求自由。”

当我在当地的文法学校得知达特福德的计票结果时，我感到我们所付出的艰辛是值得的。我使工党的优势减少了6000张票。全国选举结果揭晓前的那天凌晨，卡姆罗斯勋爵邀请了议员候选人、议员、部长、反对党人士及社会名流参加他在萨伏伊饭店举办的《每日电讯报》聚会。我在这里获悉全国选举结果时既高兴又有些难过。高兴的是保守党使工党在议会的优势由146席降至5席。难过的是，保守党仍未取得选举的胜利。

在这里，我应特别提一下我作为达特福德的候选人的一次特殊经历。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