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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我们没能明确阐述货币政策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于是方便了别人对我们的收入政策进行侧翼攻击。因为如果像我们为希思年代辩护时所说的那样，工资的增长是引起通胀的原因，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我党执政将会怎样遏制这一增长呢？我们会借助法定的收入政策吗？如果这样做，我们不仅会被推向我希望避免的严重的干涉主义，同时也会遭到工会的强烈反对。采取自愿的收入政策吗？这样做我们也会陷入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因为工党与工会有传统的联系。并愿意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兜售社会主义政策。这样做将使二者联手对付我们。

1974年10月的保守党宣言曾表示我党承诺在价格和收入问题上探索一套自愿的政策，但保留了一点，即如果该政策无济干事，将有必要转到法定政策的路上去。我只能逐步地使党摆脱眼前的处境。有两件事使我的任务更为艰巨，一是当时工资和物价飞涨到了警戒水平，二是特德·希思和彼得，沃尔克给我很大的社会压力，要我支持各阶段工党政府的收入政策。在1975年5月一次与罗宾·戴的访谈中，我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必要实行工资冻结，但这并不是制定永久性的法定收入政策的前奏。工党执政以来，工资毕竟还是以每年大约30％的比例增长，但我从不认为工资冻结除在降低通货膨胀的战略中起过渡性作用外还有什么更大的作用，通货膨胀的降低必须以限制货币供应量和政府借贷为基础。事实上，已有迹象表明政府已经醒悟，认识到紧缩财政的必要性。1975年4月的预算宣布降低原计划的支出水平并将所得税的基本税率提高了2便士——至35％——以求减少将在1975一1976年度不断递增到90亿英镑的赤字。

这并没有阻止政府采纳那项雄心勃勃但又先天不足的赖德计划，欲以14亿英镑纳税人的钱挽救英国莱兰汽车公司。可是，不论这项决定有多么不负责任，保守党作为反对党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会遇到最大的困难。该公司是我要上台执政必须争取的西米德兰诸议席所在地区一个至关重要的收入和就业来源。但资源一旦被用于不赢利的实行了国有化的这项轿车工业，就意味着以税收或提高利率、通货膨胀等形式从成功企业和其它纳税人身边把这些资源抽走了。基思·约瑟夫、迈克尔·赫塞尔廷和我都在公开声明中以某种不承担义务的态度作出了反应，但其中调子的差别，尤其是基思与迈克尔之间的差别，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说公共开支问题是两党关于反通货膨胀政策辩论的一个方面，那么工会权力问题就是另一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近几年来影阁一班人的阵容与在采取“自由集体谈判，还是自愿或法定收入政策问题上的阵容稍有不同。杰弗里·豪在工会问题上一贯持鹰派立场。在我们的讨论中，他一开始就强调有必要改变劳资关系中权力的平衡。的确，我猜他是怀着理想主义的想法，要回到他设计的”劳资关系法令“的框架之下。基思·约瑟夫和我同意他的想法，尽管我依然小心翼翼防止承诺太多而又力不从心。吉姆·普赖尔和影阁内其他多数成员都站在与此对立的一边。

但在收入政策问题上，杰弗里和吉姆（得到伊恩·吉尔默的支持）强烈主张与工会建立某些全国性共识。杰弗里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努力学习西德搞“协调行动”的那种公认的成功经验。他们的目的是教育劳资双方认识经济现实，在达成某种一致后限制工资。这本身并不意味着拒绝货币主义。与吉姆和伊恩不同的是，杰弗里对此越来越热哀。而这种做法里的确含有严重的总体主义和经济决策中央集权化的现象。基思对此强烈反对，我也同样不喜欢。

雷吉·莫德林是最坚定地反对货币主义及其一切作用的人。他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所掌握的经济学理论增加了他的观点的份量。雷吉是最热衷于法定性收入政策的人。正如他5月给影阁的一封表示不同意见的信中所说：“毫无疑问，对纯粹派经济学家来说，价格只是反映通货膨胀的症候，而对我们政界人士来说，它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为飞涨的价格正在分裂国家。”由于存在这种内部分歧，长期以来人们感到我们的经济政策缺乏连贯性就不足为奇了。

在5月22日星期四的议会经济辩论中，我遇到了一系列困难。由于这些困难，我当时没能针对政府政策提出替代性的政策选择。由于这件事，我认识到急需理清我党的立场。进一步剧烈的社会分歧确认了这一必要。6月，我在艾伯里斯特—威思召开的威尔士地区党的大会上发言时，对法定性工资控制政策表示了坚决的保留态度。同一天，雷吉·莫德林在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