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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146点，是20年来最低点。工会权力和左翼社会主义力量正在上升。税收的提高加重了商业和老百姓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暂时照顾一下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可能是正确的，国家的未来繁荣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而且，帮助人们以抵押贷款买房子——无论是以抵押贷款利率补贴或定金补助，或者仅仅是以减免抵押贷款利息税的方式——比建筑公房或收买私人房屋归市所有更加省钱。我经常引用某住房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每所市属公房，现在每年平均需要缴纳约900英镑作为税收和地方税补贴（包括很老的、市属公房），而减兔普通抵押贷款税，如果把这视为补贴的话，平均每年约为280英镑。”

我的住房政策小组每星期一定期开会。住房问题专家和建筑协会的代表们各抒已见。我经常向影子内阁作汇报。在他们没有对经济政策真正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对任何其他问题有很多建设性看法的情况下，他们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我所负责的领域。我很清楚，特德和其他人决心把我们关于住房，可能还有关于地方税的建议，作为我们希望早些而不是晚些举行的下次大选活动的中心内容。例如，在5月3日星期五，我们影子内阁全天讨论了宣言的政策问题。我汇报了住房问题，并被授权成立一个地方税政策小组。但是，这次会议还有另外一番重要意义。会上，基思·约瑟夫就用新义的“货币主义”方针应付通货膨胀问题作了长时间的徒劳无用的发言。

地方税问题的难度超过了住房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由一个成员略有不同的小组帮助我工作。我要掌握大量的技术资料。另外，地方税的改革，且不说取消，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地方当局各部门的工作特别是教育部门，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依靠专家们的意见——市财政局的官员证明是最好的情况来源，他们随时提出技术性意见。但是，我的时间很紧迫，而且是在特德和其他人的严密注视下工作的。他们希望我拿出一个激进的、得人心的和有说服力的东西。我的任务绝非轻而易举。

话说到这里，我想我可以说很好地懂得了当时的政治已经到了怎样的紧要关头。例如，5月21日星期二，我遇到了350名来自北安普敦郡的抗议者，每个村、镇都有一名代表，他们对地方税上涨30％至100％极为愤怒。几种因素使得这一问题在政治上突出出来：这一制度有根本不公平的因素：一个单身寡妇与家里有3个已经工作的成年儿子家庭，缴纳相同数量的税款；我们于1973年进行的地方税重估导致了无节制的地方税上升八最近，工党的地方税补助解决办法对郡县地区特别苛刻。简言之，像在住房问题上一样，在地方税问题上也存在着中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全面反抗，而重要的是要引导这一反抗，而不是使之消散。我决心这样做。

住房政策小组已经举行了7次会议，6月10日地方税小组开始工作，住房小组的建议也在顺利地拟定着，我知道特德和他的顾问们希望我们作出取消地方税的坚定许诺。但是，在弄清楚用甚么来代替地方税之前，我实在不愿意做出这种保证。无论如何，如果秋天举行大选的话，如今除了找一条可以持续执行的路线写入宣言中外，不可能再做更多了。

同时，在1974年整个夏天，主要是由于我们的住房政策，我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有些是无意的。我向影子内阁送交的住房政策小组的中期报告出现在6月24日星期一《泰晤士报》的头版上。在前一个星期五，影子内阁整个上午都用来讨论宣言的第囚稿，到这时，我提出的住房政策的主要内容得到一致同意。降低建筑协会为购房者定金存款所付综合税率，这样把抵押贷款率压低到某种水平，换句话说，以减税的形式进行补贴。第一次购房者的定金存款将得到一笔补助金。但还是没有规定具体数字。将对建筑协会进行一次强有力的调查，这种想法是效仿对教师培训进行的詹姆斯调查的做法。我希望这种做法能为抵押贷款高利率问题找到长期解决的方案，同时又不使我们无限期地付出补贴。

最后一点是关于住户购买他们住的市政公房的权利问题，在我们提出的所有建议中，这一项是影响最广泛、最得人心的。1974年2月的竞选宣言向这些住户提供了购买他们住的公房的机会，但保留了市政当局为反对出售公房而上诉的权利，而且没有提出折扣问题。我们都想再向前进一步，问题是走多远。彼得·沃克不断敦促将“购买权”以最低价格扩大到公房住户。我的直觉趋于谨慎。并不是我低估了使更多人拥有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