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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早晨我在王宫受到司法部长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的接见。胡韦达是位文质彬彬的显赫人物，我从电视上看到他后来在一次装模作样的审判后被阿亚图拉的政权处死了。

当我会见伊朗国王时，他一开始就对刚刚在阿富汗发生共产党支持的政变表示关注：他说他曾预计最终会发生这类政变，但比他设想的早了10年。他反复谈到伊朗处于反对共产主义的第一线。他没有流露出他对摇摆不定的西方支持者们有什么怨恨，虽然他有理由怀有这种感情。不仅美国人对他承担的义务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伊朗人坚持认为，英国广播公司波斯语世界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也都是反伊朗政府的宣传。当我离去时，他对世界事务的了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当然，这种智慧再多也抵挡不住他正在国内面临着的颠覆。

伊朗国王是个清秀的男子，相貌有点儿憔悴，后来我了解到这是将会使他丧命的癌症的早期征兆。他的举止没有一点迹象说明他认为他的时间正在流逝。当他外出视察他的军队时，他乘坐直升飞机。这也许是一种不样的预兆：我被告知这时鉴于袭击的威胁，他总是乘直升飞机，而不穿越街道。我还注意到在我去伊斯法罕参观古老的清真寺时，对我个人的安全保卫工作是特别严格的。

过后回想起来，我对伊朗的印象似乎具有某种绘画的品味，在这些绘画中法国的贵族阶层在大革命的前夕在人工搭制的田园风光中游戏玩耍。一年后，伊朗国王就会逃离该国，阿亚图拉·霍梅尼回来，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杀戮与恐怖活动遍地盛行。可是在这里我被邀请去观赏孔雀宝座上的辉煌灿烂的饰品以及王冠上壮观的宝石，去陶醉于金碧辉煌的琅塞波利斯废墟。

伊朗国王有可能得到挽救吗？如果美国人表现得更加坚强些，如果法国人坚持主张以阿亚图拉在伊朗不参加政治活动作为他在巴黎避难的条件，如果伊朗国王抚慰了尚属温和的穆斯林的意见，也许结果可能有所不同。事实上，伊朗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势力至今仍然没有受到抑制而构成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之一。

第四节　亚洲与远东

1976年秋至1977年春之间，我在亚洲与远东访问了不少于8个国家。这使我进行了一系列接触并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当我任首相时对我都很有用。虽然不可避免的是，既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安排了这么多国家——其中有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和中国——我也就只得到了一系列的政治快照，不得不通过更广泛的阅读和讨论来加以补充。

然而，当我后来回想我已获悉的情况时，在我看来有两个总的主题很突出。首先，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从各种角度来看，这一整个地区的国家对苏联权势和影响的扩张都变得更加警惕：这一点在1979年由于俄国入侵阿富汗而急剧加强。其次，中国、日本以及可能还有印度如何作出安排实现新的亚洲力量均势，这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要取得支配地位至少既受到自身造成的障碍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1976—1977年对于一个西方政治家新手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两年。因此，尽管英国报界批评我在国外花费时间大多，我对这些出访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于1976年9月5日星期日一大早抵达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第二天晚上布托总理设宴招待我。他属于最好的那类东道主，从不让他的左翼观点来妨碍一流的宴会和严肃的但有趣的谈话。戈登·里斯出席作陪，布托先生的儿女贝娜齐尔和她的几位朋友也参加了。布托总理和我都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并都在林肯法律协会接受出席高等法庭律师的资格培训。

布托先生曾经是一位在艰难环境下保持中立的总理。以前的军政权在同印度的灾难性战争中丧失了孟加拉，此后他帮助巴基斯坦获得了某些尊严；巴基斯坦同它强大的邻国现在有着较好的关系。但是他未能认真解决国家根深蒂固的经济困难。像这个时期的许多其他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领导人那样，他力图用号召建立一种“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来逃避国内的经济问题，这只不过是大宗西方外援转让的简略说法。事实上，为此目的他支持过一项第三世界有关倡议。

虽然我表达我的观点时很有礼貌，但我还是被大家认为是个对这种国际社会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因此，当我们很快就建立起一种融洽的关系时，这多少有点使他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