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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小的时候去过，我舅舅在北平，那时不叫北京，他在那边做事，但我太小，一点印象也没有。”

如真转头看骆文，他说：“我倒是到过天津，但也没有印象了。这次我们去北京会呆多久？”

“我也不太清楚。”如真说：“总要三四天吧。”

“嗳，下降啰，下降啰！”碧玉轻呼起来，把头紧贴小窗口，眼睛往下看，“啊，看见稻田啰！唔，还有房子，啊，很多，也许可以看到紫禁城都不一定。”

“怎么可能！”她丈夫说，“看见了，也认不出来的，这么远。”

飞机一着地，安全带灯号还没熄灭，就有不少旅客站起来，争先恐后地从头顶上的行李柜取行李。墨院长十分惊诧地说：“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回事？！立言你能不能告诉他们，现在不能站起来呵！这危险哪！”

黄立言又窘又气，但又无法叫他们坐下，而空中小姐恰又一个也不见。他只好说：“唉，中国开放不久，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坐飞机，完全不懂飞行规矩，真是！”正好有一空中小姐走来，他忙向她说：“请你叫他们坐下，这样太不安全了！”

空中小姐朝他瞄了一眼，再朝蠕动的旅客瞄了一眼，说：“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就是不听，真拿他们没办法！喂，请大家坐下，不忙着拿东西，等安全带灯熄了！”恰好此时，一声丁零响，灯灭了，所有的旅客都纷纷站起，取行李、整衣冠、拢头发、点唇膏、系领带，等待出发。

在误解之前（6）

出面邀请的科研所派了两个人来迎接他们。他们一下飞机，黄立言即看到他们了，连忙同次英及墨院长抢前一步迎了上去，立言与他们紧紧握了手，又为他们介绍次英及院长。等大家都到齐了，院长将他们引见了校长及其他成员。一位六十左右的姓翟，较他年青的姓明，他们又介绍了国际旅行社负责安排他们旅程的旅先生。在大家寒暄之际，院长带了三个成员及次英跟着明先生一起去取行李及办理入境手续。

把他们从机场载到前门饭店的是两辆小型面包车，想必是旅先生事先叮咛过的；车子进了城之后，绕到天安门前，让大家看一下辽阔壮大，气势非凡的天安门广场。如真与纳地辛是坐在第二辆车上的，两人都东张西望，兴奋无比，尤其如真，一股民族自豪感不由得从胸腔升起，两眼发着光亮，对车里其他的人说：“你们看！”

陪伴他们的明先生用并不是太流畅的英文说：“就在这里，我们的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宣布，同胞们，我们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刻。”

大家不约而同地转向他们在报章杂志上看见过很多次的楼台，想像他与其他与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同志们站在那里的模样。如真尤其久久地注视那一溜红色栏杆。解放前夕，她离开中国，十六岁，在她青少年的记忆中，有不少西方人在上海及重庆等地张牙舞爪的画面仍然十分清晰。所以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样一句话，对她来讲，当然比对车上一些外国人有更重大的意义！趁别人不注意，她拿出一张纸巾拭去了眼里突然涌现的眼泪。

大家都聚集在看起来有点古老的前门饭店的前厅，墨院长向大家说：“国旅的旅先生要我向大家道歉一下，这个旅馆比较旧，比较小，委屈大家住一两天，他即会安排我们到北京饭店去。英会把大家的房号告诉你们，你们再各自去柜台办住房手续及领钥匙。我相信大家都累了，要回房休息，但请你们一个小时后下来，接待我们的三位朋友要同我们简单地谈一下这几天的行程，同时也要同我们熟悉一下。”

办了入房手续，领了钥匙，拖了自己的行李，各自回房。进了房，看见了铺着花色床盖的两张床，如真同纳地辛才发觉自己有多累，二话没说，她们同时把自己抛在床上，长长地吁了口气。

晚餐由科研所出面为他们接风，在一家新开的叫全聚德的烤鸭店，两桌，每桌十人。入席之前，墨院长轻声对如真说：“今晚委屈你一下，想请你坐在校长旁边，当他的翻译。”

如真当然不愿意，她原打算同纳地辛、卡温及骆文夫妇她们坐一桌，自在点：“次英不是现成的翻译吗？”

“我要同他们二位谈点正事，譬如在北京与什么人会面等等。需要英为我翻译。”他把声音又放低了些，“主人能说一两句英文，讲多了有点词不达意，那你不管，你只管帮校长翻译，反正是说些应酬话。”

即使她有万分不愿意，也无法推辞她上司的表面上是要求实际上是命令的邀请，只好向纳地辛摊摊手，随着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