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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劳动”。
办初级社时,农民们原来私人的农具都被带到社里来用。也按照农具的质量作了价格,说等到秋天收上时,都要付给现钱。可是,政治口号一天比一天响亮,政策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地“消灭私有制,实现集体化”,人们的观念只能随波逐流,也日益的共产主义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计较什么私人财产?于是,带进社里的农具谁也没再谈要钱的事了,全部做了“贡献”。赵恒发因为买了房子,没有钱购置大型农具,入社时,只有简单的随手用的小型农具。
人们在社里,觉得怪新鲜。在一起做活都要面子,生怕表现得平庸了,被别人看不起。这一年的生产比单干户并不逊色,秋天仍然取得了好收成。年终分配,是按照劳动力和土地各占一半拿的报酬。劳动力少,缺少耕牛农具的人,认为搞合作社比单干强得多了。
进入一九五六年,政治形势更加火红。原来新镇范围内的五个小乡合并成了一个东圩乡,农民的初级社都公式化的被并成了大型高级农业合作社。社的规模就是原来的小乡;社以下是中队,中队的范围就是原来的村农会;中队以下是小队,小队就是原来的初级社。赵荣春当了副乡长,赵序宏还在高级社里当指导员。合作社虽然扩大了,可是,生产规模还与原来的初级社一样,仍然是十来户人家。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没有改变,他们还象办小社的时候一样,对生产了解得清楚,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劳动相当自觉。各小队的生产还是井井有条,很有生机。
社员们料想不到的是,组织形式变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各个小队生产的粮食产量要上报到高级社里,没有高级社的批准,各个小队无权支配。高级社对各小队不断的进行产量核对,动不动就搞几个队长到高级社里去反省交代,说他们瞒产私分。到了年终,为了核实产量,迟迟不能分配,社员们吃饭,只好在高级社的同意下,临时预支。直到下雪的天气了,高级社才有了分配的方案。而现在的所谓分配,只是按照高级社指派的数字,每人分发规定的口粮,还要扣除平时的预支。而且全高级社都是一样的标准。分配过后,多余的稻子都送到了大粮站里,算是高级农业合作社的产量。粮食处理过后,高级社拿了点钱发给劳动力,叫做劳动分红。
可是,这一点钱到了社员手里,实在是杯水车薪。如果添了过冬的衣裳,夏天买草帽也没有办法了!这一年赵恒发分到的粮食,还不到去年在小社里分到的三分之一 。这点粮食全家人从新粮上场就开始吃起,还得吃到明年午季收上,实在是捉襟见肘,韩妹妮十分紧张。不过,这不仅是赵恒发一家,全村人都是一样。东圩人才两年没愁吃的,现在又急着没的吃了!
工作队为了加强粮食管理的纪律,在三令五申强调高级社所有制的同时,还找出了四个队长擅自做主,多分了粮食给社员的典型,把他们戴上“瞒产私分”的帽子,挨了斗争以后,又被撤掉了队长的职务。
为了加快“迈向共产主义的步伐”,上面来的工作队开展了“整社运动”。说“现在高级社里许多干部象小脚女人走路,工作中左右摇摆,干社会主义的思想落在了群众后面,总说别人走得快了。”批评现在高级社前进的步伐迈得太慢了,于是开始了整顿思想,要快马加鞭地奔向共产主义。整社的内容,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社员们常常晚上开会,接受教育,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干部们几乎天天晚上,有时候白天也到高级社里开会,接受当前的方针政策教育,提高政治觉悟,为带领社员群众快步奔向共产主义,学习理论知识。于是,“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一天比一天地响亮起来!
在这个时期里,国家把社会上的人口,分成了两大类。农民固定为“农业人口”,农民以外的人都算是“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的粮食由农民自己生产,非农业人口的粮食和生活物资由国家计划供应。这个政策制定之初,农民们还抱无所谓态度。因为反正都是由公家配给口粮,国家配给和农业社配给似乎没有多大区别。岂知,时隔不久,政策对农业人口在各方面加以限制,相比之下,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优越多了。这样,实际上人为地制造了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鸿沟,使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有了天壤的差别。
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形势;什么样的社会形势,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为其运行。所谓乱世出枭雄,治世出能臣,就是这个情况。为了实现这种政治目的,在整社运动中,对干部队伍进行着大规模的调整,各地都大胆地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