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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家也委派二女儿程雯出面参加向阳院活动，她的手里总拿着把笤帚，喊声也比别人大的多，大孩子不听她的指挥，她便组织一帮比她小的孩子扫地，最后总是把一点点垃圾集中在她家门前并揽进她家的垃圾筐，然后再由她指挥着几个孩子轮换着抬上往垃圾台走去。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孩子们照例打扫大院，程雯又召集了那些小孩子在她家门前，就见她妈出出进进好几趟往筐里倒东西，地还没扫完筐里已经装得满满的，该倒垃圾了，小孩子们一哄而散，程雯手拿笤帚喊着：“还没倒呢！”孩子们说：“太重了，我们抬不动”。程雯望着垃圾筐发呆了；从那以后，小孩子们加入了大队人马，没人再听她使唤。

暑假快结束了，也入秋了，一连下了两天雨，雨后的院子光光的不用扫，又过了几天，开学了，孩子们没有精力再顾向阳院的事，渐渐的冬天到了，向阳院的事已被人们淡忘了，下了一场大雪，院子里各家只扫门前雪。

五、被迫停课

我上小学时的第一班主任，是一位从农村考进师专毕业后分到我们学校的，接任我们班时她已入而立之年，并且是两个男孩的母亲；不知她从哪里得知，我是家中最小并且是唯一的男孩，她经常在别的老师面前突然抓住疯跑的我对人家说：“看，家里四个姐就这一个宝贝*”。起初我不以为然，后来次数多了我便颇为反感，我从她的口气中感觉到了羡慕的意味，又从她的表情里读到了一丝仇视，于是每当下课时，我一看见她和哪个女老师在闲聊，便总是有意避开，以免她再重复那句话。因此，我好几次拒绝当班长，因为当了班长就得经常到校办公室，几十个教师都集中在那个大房子里改作业，难保她不会挨个儿给人家宣布我在家的“地位”，为此我也许深深地得罪了她。

一天下午，三年级临时通知不上课，但我因为是校文艺队的要排节目仍然到校，由于到的太早，便在操场边的沙坑处玩起来，我学着体育班的同学的样子练跳远，口袋里用来做毽子的几枚“麻钱”掉了出来，正要捡起来，班主任四岁的大儿子李季跑过来喊到：“那是我的，给我！”我早就听同学说他这个儿子爱抢班里同学的东西，要是不给他就会跑到他妈那儿大哭大闹，可我天生犟得出奇，装起麻钱往排节目的会议室走，他便一**坐在地下，面对着沙坑北面二十米处他家的住处大喊：“妈，他不给我！”我没理他，径直走了。

这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了，那孩子那时如果好好向我索要，我也许会把所有麻钱都给他，可他那种蛮横的态度是我无法接受的；但如果他妈第二天上午放学也象留别人那样叫住我，然后对我说：“把你的麻钱给我们小季几个吧，你是哥哥嘛！”我会毫不犹豫地送给她，可我绝对不会主动送给他，正如我从不在学雷锋日举手同意到班主任家发扬雷锋精神，什么买煤呀、买粮呀、刷房呀等等，而举手的大都是考试不爱及格的。现在想来这是我做人的缺陷，也许我会帮一个拉着满车重物的老人推车上坡，但绝不会临过年跑到领导家帮忙刷房子。人与人相处，本应是相互帮助的，但那种看人行事的帮法未免让人贱看；比如单位开大会，我看见小刘满头大汗地抱着一尺多高的文件袋掉下来，那位女领导竟擦肩而去不理会，帮小刘的是同样也抱着文件的小张，一位是空手而过不予理会，一位是放下手里的帮别人，于是我从后面急赶过去帮这二位，我更加坚信官帮官，民帮民是条真理。

麻钱的事我一夜间早忘光了，怎么也不会想到它暗藏着祸事。第二天一上早自习，我就被班主任叫走了，我随她来到她家，这实际上是学校的宿舍，屋子很小，一张办公桌紧挨着窗下挤着，一张木板双人床紧靠墙拐角，空地上仅够两个人站着，那张床上坐着个中等偏瘦的中年男子，我的班主任表情极为严肃地给我介绍：“这是小季他爸，兴庆小学的体育老师。”我很有礼貌地问候了他，他没有理我，而是把头扭向身后问：“小季，肚子还疼吗？”我这才发现昏暗的屋里还有一个人，她的大儿子小季坐在被窝里，小季把目光递向他妈答到：“疼。”班主任便开始了正式审问：“昨天下午到校了？”我回答：“到了，文艺队排节目。”她又问：“你见我们小季没有？”我回答：“见了，在沙坑那儿，他还抢我的麻钱呢！”她的口气变得很硬：“你是不是踢了他几脚才走的？”我楞住了：“我连碰都没碰他一下。”她突然狂叫到：“踢了还不承认！我们小季昨晚肚子疼了一夜。”我被这突如奇来的诬陷激怒了：“我从不和小小孩玩，也从不欺负小孩！”她丈夫口气倒是稍软：“小孩子是不会撤谎的。”我争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