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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却要付四十加币，不是尖端到不找博士不行的职位谁会付两倍的钱请博士呢？你们别看这些街头的培训班没文凭，学完就能用，大家都高兴。”

肖梅真是很幸运，来的时候市场低迷，正好去上学，毕业的时候赶上了经济景气，一下就找到了工作。人这一辈子关键就那么几步，踩对了就是一路绿灯。“在加拿大找工作就看你lucky（幸运）不lucky了。知道吗？只比我晚来一个星期的那个印度人，正好赶上公司销售不好，薪水就少了千把块。不过我算了算，我的工资是比她高，但税也比她高了，扣了税，实际上我才比她多拿了一百多块钱。”

肖梅找到了正式的工作，就不再出租房子贴补生活费了。她早就盼着有一天能结束这当牛做马的二房东的生活。肖梅是个爱干净的人，对我们这些不自觉的、拿Lapworth　92号不当自己家的人简直是深恶痛绝，却又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亲自上阵来收拾。擦炉台，洗厕所，说是二房东，简直就是老妈子。

肖梅在Omni买了个一室一den（没有窗户的房间）的公寓，有很好的view（景致），不出门就可以去游泳，健身，打台球。没工作就没工作，一有工作，肖梅就由打工仔变成了中产阶级。

张先生回北京了，张太太在肖梅的楼下租了一间，都是92号出来的，还是喜欢扎堆儿在一块儿。牧长林一家搬到了一个靠近地铁的house的地下室，整天叮叮咣咣的，好处就是离“办公室”近，不用坐车就到了。小戴两口子也学着肖梅的样子整租了一个town　house，就是国内刚开始时髦的连体别墅，做起了二房东。丁海不知了去向，他是92号里唯一的年轻人，又有个有钱有势的爸爸，他很少和我们交流，也没话和我们交流。他年轻，融入加拿大这个社会要比我们快得多。我上学后，向东的住处成了问题。肖梅愿意把她的den便宜地租给我们。

Dave不是deaf（1）

我告诉他们我的祖先就是抗击鸦片的英雄。他们说你的祖先是傻瓜。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禁？

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杂居”生活，我搬到了寂静的Oakville小镇。

班上只有十五个人。十五个人里只有三个国际学生：一个从印度来的裹着纱丽的女孩，一个从韩国来的戴鸭舌帽的男孩，还有一个从中国来挂着菩萨像的我。

菩萨没有保佑身在异乡的我。第一个月上课的感受就是混沌，仿佛呀呀学语的婴儿，看着大人嘴一张一合的，就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本地学生和老师说话极快，根本不考虑我们这些外地人的痛苦。我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也搞不清楚作业到底做什么。印度女孩嘀里嘟噜的，可他们就是听得懂，我一字一眼地说，他们说听不明白。我去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说的是Chinglish（中国式英文）。我一下子明白了，就好比北京人听四川人讲话，虽然口音重，但大词儿砸得准。

一共两个老师，本来就听不懂，其中一个老师的耳朵还有问题，每天戴着助听器讲课。他发出的声音很遥远，好像FBI审犯人时处理过的假声。他的名字叫Dave（戴维），我发音不准，总是念成deaf（聋子）。终于有一天Dave急了：“Ginger！我知道我耳朵不好，但我不是聋子，我的名字叫Dave，不是deaf。”

韩国同学从来不和我说话，也不和别人说话。设计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他每天就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中。我不行，我是那种不说话就怕别人把我当哑巴的人。我认定这世界上有感受却不能说出来的人是最痛苦的，我就感受到了这种痛苦。为了能融入同学们中去，我可没少费精力。我装模作样地拿着一本易经充当palm　reader（看手相的人），把东方的神秘带给他们，他们居然大呼我说的真准；我把从国内带来的舍不得吃的牛肉干分给他们吃，他们说中国人真大方；我用英文结结巴巴地给他们讲笑话，略带黄色的，说的是以前在外企，有一个部门经理是个老处女，每天骂骂咧咧的。她手下雇了个小伙子，小伙子有一天实在受不了了，就大声骂了她：Fuck　you！　结果老处女愣了一下说：“Where？When？（在哪儿？什么时候？）”同学们哄堂大笑：“Ginger，你是Chinese吗？你太幽默了。你真是一个refined　Chinese（精炼的中国人）。”

我的努力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同学们都喜欢和我在一起，夜深回家的时候，有威猛高大的男生开车送我